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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招妻》 文\马宏杰
发布时间:2014-07-23 10:17:50 来源:[原创] 作者: 浏览次数:7056 【字体大小】:

镜头中的老三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1971年开始上小学,那时候没什么玩具,许多十来岁的孩子闲着没事,就四处游荡、结伙打架。
  我从小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弟弟爬高上低。当“孩子王”的我,带着一群孩子到处惹是生非,所以,每到学校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和弟弟跟她一起到单位上班。
  母亲上班的地方是玻璃厂的木板仓库,方圆1000多米,到处堆满了来自东北的木材。母亲干活儿的时候,我和弟弟在很大的露天木板库房里到处跑着玩;母亲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她旁边,听大人们聊天、说笑话。
  母亲班上有个女工,是四川人。其他工人都是当地口音,唯有她说话是与众不同的四川口音,所以我和弟弟记得特别清楚。
  大家时不时拿她开玩笑,说她跟了一个“大丈夫”。后来,我逐渐在大人们的说笑中,知道她是她丈夫用20斤全国粮票从四川换来的媳妇。那时我对这种事很不明白,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种“买”媳妇的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年代,穷人家的姑娘嫁人,就是为了摆脱饥饿和贫穷。“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要嫁就要嫁铁路”,“军人是最吃香的对象”,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流行、很现实的口号。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开始学摄影时,生活中也真实地发生过这样一幕,使我想起母亲单位那个四川女人。于是,我就按当时对摄影的理解,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幕。
  此后七八年里,我镜头中的老三--一个残疾男子,为娶媳妇,和很多女子见面相亲,八年中先后娶过四个女人,这些女人和他结婚又离婚。其中一个假装嫁给他,骗了他20000块钱。2006年年初,他又“买”了个媳妇,并生了个女儿。这个女人至今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很有钱吗?没有。从1997年开始,父母为给他娶媳妇,先后花去近十万元……
  他是一个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
  由于和老三家有一点亲缘关系,我得以近距离地拍摄他长达数年。从一次次坎坷离奇的相亲、“招妻”经历中,我感受到婚姻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看到了一个残疾人对婚姻的无奈,以及一些特定环境里人的生存状态,看到了心酸、无奈、幸福、悲观交织在一起的扭曲人生,以及试图改变命运的奇特行为方式。

 

第一次娶媳妇的痛苦

  郑民一家人生活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父母都是农民,在当地靠种菜生活。3岁时,他得了小儿麻痹症。那时候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没能及时医治,长大后,他的左手和左腿都留下了残疾,行动不便。他在兄弟几个中排行老三,所以家里人都习惯叫他“老三”。
  老三十八九岁时,母亲便开始给他物色对象,说是家在农村又身有残疾,不好找,得提前给他找。那时母亲可能也没想到,家里积攒了十几年的心血,最后都用在了给老三四处奔波找媳妇上。
  1998年起,我开始跟着老三到很多地方去见姑娘,去相亲,去拍照片,没想到这一拍就是十几年,走了许多村庄,见过的姑娘有二三十个之多,但没有一个能看上老三的。
  1998年冬天,说媒的人在不远的村子里,给老三介绍了一个从小得过脑膜炎、留有后遗症的“憨姑娘”。刚开始,老三并不答应这门亲事,但是禁不住家人和媒人劝说,在和“憨姑娘”见了几次后,欢欢喜喜把她娶进了门。
  老三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有智力障碍的媳妇从进门的那天晚上起,怎么也不愿意和他上床睡觉。还没有弄明白结婚是怎么回事,对性事也不甚了解的老三,一个月后才吞吞吐吐地将此事告诉母亲和嫂子。满心欢喜的一家人,心里一下子凉了下来。
  一家人问明白老三的详细情况后,开始为他想办法,让大嫂子找“憨媳妇”做工作,又找了新婚的性知识书籍给老三“补习”。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还是没什么效果。每到晚上,“憨媳妇”就穿着衣服睡在外面的沙发上,仍然不和老三同床。
  残疾的老三拿这个新媳妇没办法。无奈之下,老三的大嫂找到了新媳妇的母亲。丈母娘听完情况后,把女儿接回家住了一些日子,对女儿进行开导。哪知“憨媳妇”回到婆家后,还是那样。最后,娘家人只好放出话来:“人都给你家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那意思很明白,这种夫妻之事,别人怎能手把手来教。
  这时候,有人给老三出主意,让他去买些安眠药,放到媳妇的饭碗里让她吃,生米做成熟饭,媳妇也就就范了。晚上,老三把买来的三片安眠药放到媳妇的汤碗里,看着她喝下。谁知,夜里这姑娘还和白天一样清醒。
  第二天晚上,老三把药量加大到九片,放入饮料中让媳妇喝下。也不知这药是假的,还是药效对这个得过脑膜炎的媳妇不起作用,最后用了十几片安眠药,竟然都不起作用,“憨媳妇”依然清醒地和衣睡在沙发上。老三每次夜里起来想把她拉到床上,都被她给挡了回去。后来,婆家人又请来村里的大夫,为其配制了“三步倒”蒙汗药,结果还是不起作用。
  村里有人说起了闲话,说老三是个性无能,一个大男人居然睡不了媳妇。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用绳子把媳妇捆起来,再把她给睡了。这个主意最后被老三的母亲否决了。老三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不愿看到这样的场面发生在自己家里。
  就这样,在反复对峙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精神极其痛苦的老三终于提出了离婚。既然是老三先提出离婚,自然得出些钱给女方,家里的财产多数也得给女方。说是财产,实际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电视机、洗衣机都归了女方,剩下一个柜子、一张床和几条被子归老三。这些是他们结婚时的全部家当。


到宁夏去找个老婆

  一年之后,2000年冬天,从宁夏嫁到洛阳市新安县农村的聪梅,也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说只要肯花钱,到宁夏去,保证给老三娶个媳妇。
  已经60多岁的老三母亲动了心,决定花钱给老三娶个媳妇回来。于是,我们便由这个当地媒人领着,一年当中先后三次前往宁夏“招媳妇”。最后的结局,连我都没有想到。
  2000年11月1日下午三点半,我们一行五人,在聪梅的带领下,从洛阳登上了上海开往银川的1397次列车。同去的还有老三的小姨、妹夫。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经过他们同意后,自费进行跟踪拍摄。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没有上过学的聪梅只说要去宁夏,我还以为就是到银川,看到他们买的车票,才知道是去固原,那里离银川还很远。
  我上了车,被乘警安排到卧铺车厢。当时我在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所以他们想让我去,也是考虑到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有个“靠山”。
  经过16个小时的旅行,11月2日早上6点多,我们到达宁夏固原县。后来我才知道,固原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宁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统称“西海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极差,交通不便,曾有文人用“苦瘠甲天下”来形容这一地区,当地很多人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
  固原县城依山坡而建,冬日早晨的阳光给县城罩上了一片金色,可周围的山上却是光秃秃的,眼前的景色一片荒凉。
  一大早没有长途汽车,我们就在县城一条河边一直等。我始终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聪梅的地方口音我也听不清。他们为了省钱,不想租车。坐了一夜火车,加上肚子里没有食物,我感到寒冷异常。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大家才到县城的集市上买了点熟肉。等了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坐上车。
  跑了30多公里,我们在一个岔口下车。上车时说好每人六块钱,下车时四个人一共给了司机30块钱(我的车费单付),司机居然耍赖,不想找回六块钱。聪梅就抓着司机不让他走,大有拼命的势头,司机一看惹不起,不得不找回六块钱开车走了。我以为这就到了,聪梅却告诉我,还要再走一阵儿才能到。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了将近三个小时,估计有20公里左右。


“收养”孩子的老媒婆

  下午2点多,我们终于到了聪梅的娘家--大湾乡绿塬村,她母亲一路小跑到村口来接我们,看样子知道我们今天到。
  一路上,我本想找辆三轮车坐,可聪梅告诉我,她们这里即使有三轮车来载人运输,也不会有人愿意掏一元钱来坐车,这一元钱可以用来买些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到了她家,我才明白她说这句话的意思。她家的被子居然多年没有洗过,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聪梅的母亲70多岁,是个1.5米多高的小个子老太太,人看起来很精明。对于我的到来,她很在意,不时地打量我。
  交谈中,我才知道聪梅母女俩都给人做媒。聪梅也是在17岁时,被老太太以12000元的彩礼钱为条件,嫁给了大她30多岁的男人做媳妇。出嫁后,由于她和男人的年龄相差太大,村里人都开玩笑说她是男人的闺女。可即便如此,因为河南的生活环境比这里好很多,她还是愿意跟着她的老男人过下去,而且已经生儿育女。
  聪梅的老家只有三间房,三间房连在一起。一间砖房,住着她的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孩子;一间大土房,住着老太太和三个孩子;小土房有十来平方米,里面有个地炕和一些杂物。后来的几天,我和老三就住在这个小土房里。聪梅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哥哥是个很老实的中年人,说话结巴,一看外表,就知道在家里家外都是个容易被欺负的人。
  在她家,看不出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村子四周是光秃秃的山,一看就知道这里缺少绿色,缺少水,更缺少经济来源。给我的感觉,这里的人能生存下来就很顽强了。
  聪梅的哥哥告诉我,这里的条件很差,种点薄地,一年能收300斤麦子已是大丰收。就是在自然条件这样恶劣的地方,他们种的每亩地当时还需要上交土地税七块钱,而且一次要交足30年的钱,公粮每亩三块八,无论丰年灾年都得交。当地种得最多的是土豆,大个的土豆每斤可卖一毛四分钱,小的才卖七分钱,主食和菜也主要是土豆。把土豆切成丝,拌上面,蒸着吃,炒着吃,放到火里烤着吃,做饭的时候放到锅里煮着吃……
  由于收入微薄,当地人宁可走上十里路,也要省下一元钱的车费。所以,这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很多人家里的衣被多年不洗,卫生条件极差。聪梅娘家的被褥都是黑的。我问她为什么不洗,她说买一袋洗衣粉要花一块多钱,省下这一两块钱,就可以去买些油盐酱醋。
  下午快3点时,家里回来了一个小男孩,一进门就管老太太叫奶奶。这小孩十岁左右,是老太太的孙子,他一进屋,看到大人们在说话,就小心翼翼地蹲在炕头,伸手往炕下摸着什么,然后拿出一片泡菜叶子,很兴奋地放到嘴里就吃。老太太发现后,用手指点着他的头,骂他贪吃,孩子辩解说“我饿了”。其他两个孩子看到了,也喊着要吃,老太太哄着他们,说那是留着以后慢慢吃的,要省着吃才行。在这里,一片泡菜叶子,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奢侈的小吃。
  老太太家里,还有个一岁的男娃和一个12岁的丫头。小丫头管老太太叫妈妈。这么老的妇人还能再生孩子?我觉得很奇怪。熟悉了几天后,我问老太太:“这是你生的孩子吗?”她这才告诉我,这两个孩子都是她花钱买来“收养”的,女孩花了300块钱,男孩花了200多块。他们都是刚满三个月的时候被她收养的。
  两个孩子都死了母亲,他们的父亲又都有了三个以上的孩子,而且还要再娶媳妇。他们太小不好带,于是老太太就花两三百元,将他们“买”回家来养着。等他们长大了,要是有人领养的话,就要向老太太支付一笔数额不小的抚养费。虽说生活艰辛,却先后收养过七个这样的孩子。再过几年,这个12岁的小丫头长大了,给她找个婆家,就能赚到一笔万元以上的彩礼。
  老太太面带笑容,平静地说着。我没想到,在这样极其贫困的地区,善良的心与金钱的诱惑,这么自然地结合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且那么平静。
  到了饿得难受的时候,我们才吃上午饭。这里的人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老太太给我们做的午饭,是当地人常吃的水煮揪面皮和炒土豆丝,这也是他们一日两餐不变的主食。很多时候,过节也不一定能吃上一次肉。
  我们去那里之前,聪梅就告诉我们要带点吃的,说她们家那里很穷,怕我们吃不了那里的饭。于是,来之前,老三家里人特地买了20多斤挂面,再加上我们在固原等车时买的一些熟肉,准备到他们家里做饭吃。这些东西被老太太收起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


第一次“招妻”

  吃完饭,聪梅母女只让我和老三跟她们去女方家相亲,对其他人说这次只是先去看看,明天再让他们一起去。
  一路上,老太太告诉我,我们要相亲的这女孩叫二妞,是她一个远房亲戚的孙女,年方十八,从未上过学,家境贫寒,有妹妹、哥哥、弟弟共四人。
   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来到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走进一户用土夯成围墙的院子,里面有三间土房,只有一个小男孩在家,是二妞的弟弟,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显然是大人的衣服。老太太让男孩去地里找他家人回来。
  屋里四处透风,风从门缝刮进来时呼呼作响,让我坐立不安,家里有一个老人在炕上。这里的冬季比较寒冷,多数人家都围在火炕上取暖。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一家人才拉着架子车回来。他们是在地里收土豆。这个季节正是收土豆的时候。大概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原因,二妞全身粘了很多黄土。二妞的父亲是个敦实的庄稼汉,二妞的长相和性格有些像她父亲。二妞的母亲一只眼睛有点斜视。
  坐下后,聪梅母女忙着向二妞的父母介绍男方情况。俗话说:“是媒不是媒,全靠媒婆的嘴。”老太太真是能说,把老三说得跟没什么毛病似的,说老三家居住的地方是个蔬菜种植区,那里不缺水,而且经常有肉吃,住的是红砖盖的三层楼房,条件可比这里好得多,二妞要是嫁过去肯定不会受苦受罪。
  经过简单的交流,女方父母算是初步同意了这门亲事,说老三的家人第二天就可以正式来上门相亲,至于彩礼钱要多少,到时再一起谈。
  我们摸黑回到聪梅家。大概是心情高兴吧,十几里的山路,老媒婆一点也不觉得累,走起路来一溜小跑。要是说成了这门亲事,聪梅母女每人能赚600块钱。
  晚上,一家人正在商量明天去相亲的事,聪梅的哥哥过来借钱。他说家里准备盖房,妹妹现在嫁到河南,是有钱人了,向她借钱盖房最合适。
  聪梅听后,数落哥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肯定是你老婆的主意。我现在哪有钱给你们盖房?我家里也有孩子要养。你们没钱,过着这样的穷日子,还生了仨孩子。我的钱都是我男人拿着,从来就不给我。”
  哥哥碰了一鼻子灰,回到自己屋里。我们听见屋里传出来女人不客气的数落声,但是没听他吭一声。
  在这里,花1000块钱就可以盖一间30平方米的砖土混合房。砖土混合房就是下面用砖,砖上再用土做干打垒墙,盖这样的房子能省不少钱。
  聪梅哥哥有三个孩子,在这里,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相当普遍,而且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很多女孩没进过校园,百分之六七十的女孩没有文化。能上学的女孩,最多也就上到小学三四年级便辍学了。
  晚上睡觉时,聪梅给我找来一床稍微干净点的被子。我问:“你能不能去别人家给我租条干净的被子?”她说:“这村里没听说过谁家租被子的,而且这已经是很好的了。”
  等我上了火炕,掀开铺在下面的毛毡,才看到里面有不少虱子。我只好脱光衣服,把衣服用绳子吊起来再睡。早上起来后,先把身子检查一下再穿衣服。
  这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所以早饭到9点多才吃。第二天我们出发时,已经是10点多了,快12点才赶到二妞家。
  二妞家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二妞的大娘、大伯、嫂子等,也在等待新女婿登门相亲。双方家人一直谈到下午。这期间,老三看上了前来看他的二妞的嫂子,问家人能不能给他说说,后来才知道闹了个大笑话。
  两家人在彩礼问题上一度出现对峙局面。聪梅和她妈赶紧从中调和。最后,彩礼的价格从15000元降到13000元,外加100元户口迁移费。看来,这场婚事算是谈成了。老三单独给了二妞300块钱做见面礼。
  二妞的父亲说现正值土豆收获季节,建议把婚事往后推一推,双方商定十天后来娶亲。要成亲家了,大家看起来都比较开心,女孩一家人蒸了馒头,炒了土豆丝招待大家吃饭。
  晚上,大家回到聪梅家,对她们母女表示感谢,说这门亲事成了后,要多给她们一些费用。
  第一次“招妻”似乎就成功了。11月4日早上,我们准备返回洛阳,走到村口时,碰到聪梅的表弟,他问清我们的来历后说:“你们错了,这事应该趁热打铁。你们回去再来,不怕事情有变?要是再给你们加钱咋办?”
  这说好的事,真能变吗?大家怀着希望,又带着一丝担忧,回到了洛阳。
  回到洛阳的第二天,二妞家里便打来电话,说让尽快去固原娶亲。大家商量了一下,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先把人接到老三家里,再给女方彩礼钱,以免人财两空。


翻云覆雨的老媒婆

  2000年11月9日下午,我与老三、聪梅再次登上1397次列车。11日到固原后,下午就和聪梅母女赶到了二妞家。
  当天刮着五六级大风,干冷异常,二妞家还是只有弟弟在火炕上盖着被子取暖。等待中,我们几个也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到火炕上,挤在一起取暖。谁也不说话,心里揣摩着婚事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变化,气氛已经没有上次来时热烈了。
  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二妞的父母才赶集回来。聪梅母女和二妞的父亲坐在火炕上,用方言商谈二人的婚事。他们想让我们听明白时,才说带有方言痕迹的普通话。
  我走南闯北惯了,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是想多加钱。二妞父亲的表情有些愧疚,而老太太很坚持。果然,不一会儿,聪梅的母亲便告诉我们,二妞家人要再加600元请客钱。按当地习俗,招待客人本应由女方家出钱,再要这笔钱,显然是为了得到更多彩礼钱。
  我当时就看出,这钱其实是老媒婆自己想要,不过是找借口要老三家出。我们如果出了这笔钱,他会不会再要挟着让出别的钱?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老媒婆和二妞的家人摆出拒不让步的架势:要是不给钱,姑娘就不嫁了。
  局面一时僵持下来,一行人都心中不快,连夜赶回聪梅家。一路上,聪梅母女用方言争论着什么,我看得出,女儿显然是在对母亲的做法表示不满。
  回到聪梅家里,我们感觉这场婚事肯定出了问题。说话间,聪梅的哥哥来到我们屋里,直言不讳地说,他看不惯他妈那种要不到钱宁可搅黄别人婚事的做法,让我们赶紧想办法。这时我们才确信,这场婚事的主角其实是聪梅的妈,二妞家里要加的钱,就是聪梅的妈自己想要的。
  我们商量后,找来老媒婆,自然是好话说尽。聪梅的哥哥说,他愿意明天和母亲一起,再去二妞家做说客,只要母亲不坚持加钱,这场婚事应该没什么问题。他这么一说,老三家里人也只能说再试试看了。
  11月12日,一大早,高原上刮起了五六级大风,风扫着屋子外面的大地,呜呜直响。由于老媒婆不让我们跟着去,大家只好坐在她家的火炕上,盖着那床脏被子,一边饿着肚子取暖,一边等消息。
  一直等到下午2点,聪梅母女和儿子才回来,告诉我们:“二妞家同意再减去200元,给400元就行,明天上午你们带着二妞去集市上买衣服,后天请客,大后天你们就可以把媳妇娶回家了。”总算是做出了让步,大家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
  11月13日一大早,我们便催着聪梅赶紧上路。今天老媒婆不用再跟着我们去了,聪梅成了小媒婆。早上她还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用蘸了肥皂水的梳子把头发梳得溜光。这条十几里的山路,我们已经来回走了六次。田里都是收土豆的人。
  到二妞家已经10点多了。二妞也梳妆打扮了一下,泛黄的头发好像焗了黑色的油,穿上了新衣服迎接我们。二妞的母亲很热情,非要我们吃完午饭再上集市买衣服。谁也没想到,又有一场风波在等着想赶快娶到媳妇的老三一家。
  吃完午饭,二妞的母亲让二妞去把嫂子叫过来,一同去集市给二妞买衣服。就在大家准备出门时,二妞的大娘(伯母)在村口堵住二妞的母亲,大骂起来:“你们家姑娘要嫁人也不告诉长辈一下啊!一家人老少都不知礼数,没有尊卑教养!”
  被骂急的二妞母亲和她嫂子对骂起来,最后两人大打出手,年龄较大的嫂子被打倒在地。看到自己的母亲吃亏,嫂子家的儿女齐上阵,最后追到二妞家里,将二妞的母亲打翻在地。二妞的母亲脸上流血不止。
  我们帮谁都不合适,只好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打架。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再去买衣服?亲事也再度被搁到了一边。我们了无兴致地又回到聪梅家里等待。
  第三天,老媒婆一早就去二妞家说婚事,下午回来后告诉我们:“二妞的家人说了,你们想结婚可以,条件是将10000块现金先付了,等在村里请完客,过三天后,你们才可以把媳妇带走。要是不付钱,这婚事就不谈了。”
  面对如此反复无常的要求,老三一家人既生气又没主意。大概是贫穷,使得这些人说话失去了基本的诚信。老三和家人担心,要是在这里把10000块钱给了二妞家,他们会不会再加码要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里,信誉和金钱,哪一个更重要?做人的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人穷怕了,他们首先想要的就是钱。
  第四天晚上,我们又和老媒婆一起到二妞家去,试着说服她的父母。可是每次谈到钱的时候,老媒婆就会改用当地方言,不让我们听懂他们的话。我从二妞父母脸上看出一种无奈。
  一直说到晚上,老媒婆传出的话是“先交钱,再带着二妞回洛阳”。老三家人的条件是:二妞家人跟着一起去洛阳,到了就付给他们钱,然后再举行婚礼。一直说到晚上,双方都互不让步。
  看到交涉不成,老三的家人只好告诉他们,如果还是坚持要钱的话,这婚事就算了,我们就只好走了。
  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村里的一个电工把我们拦住了,说他是二妞的表哥,并拿出他在镇上给二妞开好的结婚证明给我们看。这家人其实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只是老媒婆一直从中作梗,目的就是想加上那600块钱。这时候,老三家人已经到了愤怒的地步,坚决不同意再加钱。
  我们摸黑往回走,大家心情坏极了。老媒婆一句话也不说,只顾低头走路。过一个山沟时,我为了发泄一下心里的怒气,突然大吼一声:“狼!”差点把正在闷头走路的老媒婆吓得坐在地上。看得出,她正在心里打主意。
  晚上10点多,聪梅慌慌张张来到我们屋里说:“你们还是快躲躲吧,‘马奶子’来了!”我问她“马奶子”是谁,她说是这儿乡政府的一个电工。我说:“一个电工有什么可怕的?”她说这里的人只要是在乡里工作,就有很大的权力,搞不好会把我们抓起来。我说:“不会吧?”她说:“你们不走我要先躲躲了,我妈和家里人都已经跑了,你要是不走就看着家吧。”说完,她就跑到黑黢黢的门外去了。
  等了一会儿,我出来一看,果然她们家一个人都不在了。我出大门看时才发现,连周围邻居家的灯都灭了。我心想,不会这样吧,乡里一个电工来,就跟“鬼子进村”一样可怕吗?
  我只好回到屋里,一个人坐在火炕上,盖着被子取暖。一会儿,听见院子里有人进来,先是敲了别的门,后来到了我这个房间门口。门一开,进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我一看,是今天在村里把我们拦住,让我们看结婚证明的那个电工--女孩的表哥。
  他一进来,就坐在火炕边上,又拿出那个他在乡政府给他表妹开的结婚证明给我看,跟我说:“看得出你是文化人,这是我妹妹的结婚证明,你们回家拿着这个,就可以办结婚手续了。”
  他这么晚来的目的,还是想促成这门亲事。他继续说:“加600块钱,是老媒婆在暗中驱使,其实我们家人还是希望这门亲事能成的。但是老媒婆也是这里的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她坚持加钱,我们不能不加。这点面子还是要给她的,你们就别在乎这600块钱了,给她这点钱,你们这亲事也就算是定了。”
  我说:“这事也不是我说了算,而且即使我们加了钱,你们要是再说话不算数,那可怎么办?”
  和他谈到夜里11点多,老三家人就是不同意加这600块钱,并告诉他已经准备放弃这门婚事了。最后,他只好无奈地离去。他走后,聪梅一家老小和一些邻居才陆续回来,围着我问:“他给你发火没有,你没有怕他吗?”
  第二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到隔壁老太太屋里传来打骂声。等我穿上衣服,赶到隔壁一看,老媒婆倒在地上,二妞的母亲一脸怒气,边骂边准备打老媒婆。老媒婆想爬起来,二妞的母亲上前就用手抽她,边打边骂。聪梅在一边劝架。
  看我进来,二妞的母亲对我说:“为什么说话不算话,说好的婚事怎么能不办?”我无法回答。二妞的母亲大声骂老媒婆不是人,坏了她家女儿的好事和名声,说:“本来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却非要暗地里再加600块给自个儿,加上人家给你的600块,你就要了1200块,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人家不要我家女儿了,让我女儿以后还怎么嫁人……”最后,二妞的母亲在村里到处谩骂,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二妞的母亲在村里骂够了就走了。下午老媒婆又来到我们屋里,说她要再介绍一个本村女孩给老三,是个有文化的姑娘,下午就安排见面。一家人为了老三的婚事,已经被老媒婆牵着鼻子走了,只好继续听她的。
  这个女孩叫云云,家人要彩礼16000元,这样要价是因为她上过初中。没想到原本心灰意冷的老三居然看上了人家,家里也不愿意再这样折腾下去了,便答应下来,当天就给了这个云云1000元见面礼。但是第二天早上,云云的哥哥又把这1000元给退了回来,说是不愿意妹妹嫁那么远。是真的不愿意嫁那么远,还是云云又不愿意了,我们也不得而知。
  看到老三的婚事又黄了,聪梅说,不依靠她妈,她也能再给老三介绍个媳妇。


说好的亲事又黄了

  早上起来,聪梅说带着我们去开城乡转转,她的一个姨妈在那儿,会想办法再给老三介绍对象,但是她姨妈和她妈不合,我们得偷偷去,不能让她妈知道。
  聪梅的姨妈住在开城乡一条公路边。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儿子马玉仓和媳妇跟老人住在一起。马玉仓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聪梅的姨妈听说老三娶媳妇的事被她姐姐给搅黄时,就大骂姐姐做事太有心计,赚不到钱宁可坏人家的亲事,还说她们姐妹之间已经很多年不来往了。
  我们去的那天下午,马玉仓就找来一个只有16岁、名叫云霞的姑娘,让老三看。
  云霞是和她父亲一起来的。她父亲是个独臂老人。老人说,他的胳膊是20世纪60年代给公社修水利设施时被砸断的,后来截肢了。云霞七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坐下来后,马玉仓把老三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并一再强调老三生活能自理,虽说手脚有些残疾,但在家里、地里干活都不耽误。看到老三,云霞的父亲也没说什么,就让两个孩子在一起单独见见面。
  老三和云霞见面的地点,就在堆满粮食的一间土屋里。云霞显出孩子般的单纯局促。大冬天里,她和父亲都穿得很单薄。从她父亲的谈话中,我得知父女俩生活异常艰辛,云霞很想早些离开家,好给家里减轻负担。
  她看着老三残疾的样子,眼神很是矛盾,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样,一句话也没跟老三说。媒人问她愿不愿意的时候,她就对她爸说:“大(父亲),你说咋办就咋办。”
   交谈当中,老人说他们家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想给女儿找一个好的婆家,要是婆家能容忍他,他也随着女儿一起过去住,那最好。
  后来,我们跟老三家人通电话,把这些情况说明后,善良的老三母亲说:“这条件没什么不可以的,他来也能照顾一下家里,不是什么坏事,就答应吧。”于是,这门亲事基本上就算是定下来了。
  云霞家要的彩礼一共是13000元。老三看来也没什么不愿意的,还和云霞的父亲聊得很是开心。相亲娶媳妇的遭遇可能已经让他麻木了许多,人家只要愿意,他就不说什么了。于是,我们就让老三留在开城乡,我和聪梅一起回她家拿东西,第二天再来。
  我和聪梅租了一辆很破旧的“北京212”吉普车,回到了大湾乡绿塬村。到聪梅母亲家,已经天黑了。起初,老媒婆并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夜里9点多,不知她怎么知道我们是去她妹妹那里说媒去了,而且已经说好了一个姑娘。看到赚不着钱了,老太太一怒之下,把我和她女儿赶了出来。
  大冬天的走出村子,我才知道情况危险。这么黑的天,我们怎么能走到开城乡?回去又是不可能的。我这个经常在外面跑的人,也觉得有些害怕了。我和聪梅硬着头皮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上了公路。这条公路是开城乡通往六盘山的主要公路。
  我原本以为在公路边就能拦到车,但很快就发现失算了。那两年,山里公路的治安不好,没有司机愿意拉路上的陌生人。何况是在深更半夜,任何司机都不会在他们觉得危险的路段停车。我是见车就伸手拦,可没有一个停下来的。我只好跟着聪梅,沿着公路往开城方向走。
  路上,我说:“找一个村庄,给人家说说,住在人家家里吧。”聪梅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人会收留你的,这里的人深更半夜不会给你开门的。”她还告诉我,前面的路段就有劫路的,以前经常发生抢劫事件。
  我不知道她说的“经常”指的是什么年代的情况,她都嫁出去这么多年了,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吓我。但是这深更半夜的,两个人走在山里的公路上,两边都是山沟,万一遇到什么事怎么办?我心里一边琢磨着,一边四处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根棍子来防身。聪梅说:“你找不到的,山上有棍子也被拿回家烧火了。”
  走到夜里3点钟,远处有三台手扶拖拉机开了过来。正好是上坡,拖拉机开不快,我就跑着跟司机说:“你把我捎到开城吧!”
  司机看着我,一脸疑虑,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把我捎到开城我给你钱。”眼看拖拉机就要下坡了,我也不管司机答不答应,一下从后面爬到拖拉机斗子里。好在这个拖拉机小,好爬。聪梅看我爬上去了,也赶紧跑过来爬上拖拉机。这时候,我心里才踏实了些。
  到了开城乡,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我拿出50块钱给司机,他吓得不敢要,说:“我在这里捎人,没有人给过钱的。”我说你就拿着吧。
  早上起来,云霞的父亲突然不答应这门婚事了。他说不想女儿再嫁给一个像他一样手脚不利落的人,那样女儿会受苦的。于是,他带着女儿要走。
  马玉仓一听说云霞父亲反悔就不干了,两人在门外理论一番后吵了起来。他们用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也听不懂,没办法插嘴。最后马玉仓的儿子抓住老人,把他推翻在地。我站在一旁实在是看不过去,就上去拦住了他,让老人带着女儿离开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便问老三是怎么回事。老三说他昨晚和云霞的父亲住在一起,老人问了他很多家里的事情。老三就实话实说,告诉他家里准备搬迁,房子还没有盖好,菜地也被征用了。睡觉脱衣服时,老人还看了看他残疾的胳膊和腿。
  之后,在开城乡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先后见了几个16岁到18岁的当地姑娘,结果均告失败。媒人都说老三的命硬,不好找媳妇。
  11月20日,已经是第十天了,眼看介绍的婚事一个个都黄了,我便和老三踏着大雪赶回了固原县,乘坐凌晨2点钟的火车返回洛阳。第二次招亲失败而归。这次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加起来有三四千元。这对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过年时,老媒婆来洛阳新安县女儿家过年。老三家人去聪梅家,想见见老媒婆,和她理论一下。结果老媒婆自知理亏,把自己关在屋里,就是不出来见人。


找老婆咋这么难

  2001年2月4日,立春。刚过完年,老三的母亲不顾自己视力不好,又带着儿子和本地另一个媒婆,第三次前往固原县,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媳妇娶回来。老三再说不到媳妇,还不被村里人笑话死。
  这次他们先到固原县开城乡,还是住在聪梅姨妈家。为了能把这个媒说成,老三的母亲还和聪梅的姨妈结成了干姐妹。
  2月12日,我刚从陕北回到家,就接到老三给我打来的电话,说这次媳妇已经基本说成,让我和他嫂子一起过去,准备把媳妇接回家。
  2001年2月13日,我和老三的嫂子第三次登上了北上的1397次列车。早晨7点22分,列车到达固原车站。我租车赶到聪梅姨妈家,老三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这里还有一个开城乡当地的媒人,是个男的,长得精瘦,嘴皮子很是油滑,也是个无事就靠说媒赚钱的人。
  在固原,下午2点,我和老三的嫂子租了辆车,急匆匆地赶到了一个叫“大疙瘩”的村庄。刚到村口,就看到老三的老母亲在焦急地向我们这边张望。
  我们的车刚停在她身边,她就扒着车门泪流满面,对我们哇哇大哭:“这媳妇又说不成了!给人家掏了15000块钱,人家改天就要16000块,反复变化,说话不算数,你看这可咋办哩?上来三次了都没把媳妇娶回家,这要是回去了,村里人说起闲话来多丢人哪!”
  安慰好老人,我们去找当地的两个媒人。这次说媒的一共是三个,两个女的,一个男的,男的就是我们在开城乡带来的那个。见到我们,他们就保证,只要答应掏15000元,女方家里他们还可再去说媒,而且保证说成。
  事后才得知,这仨媒人看老人招媳妇心切,在向女方提亲时,有意多加了3000元媒钱,加上老三的母亲答应每人再给他们1000元,他们每个人都能挣到2000元。可在当地,说成一个媒,给媒人五六百块钱已经是不少的了。这三个媒人太贪心了。
  在村里媒人家吃过午饭,已经是下午3点。我和老三的嫂子,还有这三个媒人一同去了姑娘家,老三和母亲在村口等消息。姑娘家就在村里不远的地方。这个叫银镯的姑娘,小时候脸上被开水烫伤过,留下了一块疤痕。老三考虑到自己也有残疾,能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就不错了,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们到了银镯家,他们一家人很是热情地在门口迎接我们。交谈中可以感觉到,银镯的父母和她本人都还是比较愿意接受这门亲事的。
  我们没来时,谈的彩礼钱原本是12000元,老三的家人也接受了这个价钱。可是到下午,彩礼钱就涨到了15000元。经受过反复挫折的老三家人,也只好接受了这样的涨价。媒人看到老三一家人这么好说话,就再次加价,并且提出要一次付清现金,银镯才能跟老三回洛阳成亲。
  我们的到来使得原本紧张的气氛缓和了很多。银镯的家人在交谈中都很坦诚,但是每当谈到价格时,当地的三个媒人就马上插言,改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跟银镯的家人交代着什么,银镯的家人有时候也面露难色,可又看得出,他们不得不答应。
  最后的价格,娶媳妇的彩礼加上这三个媒人的媒钱,共需20000多元。听到这样的条件,家里本不宽裕的老三母子心中起了疑虑,如果20000多元付给他们,他们再加价怎么办?到时人不跟着我们走,不嫁过来,岂不是人财两空?
  此时天色已黑,老三母子在村口蹲着等候,我和嫂子决定再去银镯家说说看。我们提出:同意20000多元的条件,但是只能先付一半,人娶到洛阳后再付另一半。银镯家人和媒人却坚决不同意这种方式。
  夜里10点多,看到这门亲事已经难成了,我们就起身准备告辞,告诉他们一家人说放弃这门亲事。看到我们真要走了,银镯家人突然起身,将屋门和院子门关起来说:“你们谁也走不成!你们看了我的姑娘,不要了就想走?统统扣下!”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我们被扣成“人质”了。
  三个媒人此时都已经跑到屋外了,我和老三的嫂子被关在屋里不准出去。银镯的家人在门外对我们说:“要么把人娶走,要么付1500块钱精神损失费!”
  我说:“天下哪有看女人就付精神损失费的道理?”
  银镯父亲的理由是,这两天全村人都知道他家姑娘要远嫁洛阳,现在不要了,岂不在村里丢尽了人?!
  在被扣了两个小时后,银镯的父亲和那个男媒人进屋来和我们谈判。我看得出,他还是想把女儿嫁到洛阳的,只是这个媒人在给他打岔。和聪梅的母亲一样,钱对这个媒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最后,他们家人扣下老三的嫂子,让我去把老人和老三接回来商量娶亲之事,大有不把女儿娶走不许走人的架势。同时,银镯的父亲还派儿子跟着我,说如果我不回来,老三的嫂子就别想离开。
  我和银镯的弟弟一起去找蹲在村口等我们的老三和他母亲。路上,银镯的弟弟告诉我,他们家多要的3000元是这三个媒人加的,他父亲和姐姐都很想谈成这门亲事,那样他姐姐就能摆脱这里的贫穷环境。迫于媒人的压力和面子,他们家人不得已才这么做,希望我能明白,不要怪罪他家人,最好把他姐姐娶走。这和我们第一次相亲的遭遇是一样的,这些媒人为了多要钱,真是不择手段。
  我们到了村口,未见老三和他母亲,一直找到村外也不见他母子二人的身影。
  老三的母亲眼睛有病,患有夜盲症,这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这么黑的天,前面是30公里的山路,老人夜里什么也看不见,老三又是跛腿,身上带有上万元的现金,万一遇到不测怎么办?我感到事情不妙。
  气愤之余,我返回银镯家,拿出我的记者证,向他们讲明利害关系,告诉他们,如果老太太发生意外,我将马上报警,一切后果由他们家人负责。
  得知我的身份,他们才慌了神。银镯的父亲赶紧让他儿子找了辆三轮机动车,司机非要100块钱才答应送我们。
  坐上三轮车,我们一行四人赶紧向村外追去,大约追了两公里,才看见他们母子二人站在野外拦车。看到车上是我们,老人又一次哭起来。原来,两个小时他们也没能走出两公里远,老人还掉到沟里一次,万幸的是没有摔伤。
  借着车灯,我发现跟我们来的那个男媒人在和银镯的父亲说着什么。我说“开车”,准备扔下男媒人走人,他看到我们的车开了,就赶紧跑着扒上了车。
  半路上,我又给了车夫100块钱,他才答应将我们送到固原县。直到凌晨2点,我们才跌跌撞撞地逃到了固原县城,找到一个五元钱的大铺店住下。这时,一颗提着的心才得以放下。
  我外出拍片多年,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被扣作“人质”的情况。回到洛阳后,银镯的家人先后六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还愿意把女儿嫁过来,请我们再到他们家去谈,并咒骂那三个媒人搅了他们家的亲事。这家人为他们当时的行为感到后悔,可那时老三已把另一个姑娘娶回了家,正在度蜜月呢。
  在固原,一大早起来,老三和他嫂子便将当地的三个媒人统统赶走。下午2点钟,我们将疲惫不堪的老人送上火车,让她先回洛阳。随后,我们又回到开城乡,到聪梅姨妈家,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等待着周围的媒人给老三介绍媳妇。


随风飘落的生命

  来宁夏等西部贫困地区相亲、招妻的现象,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就有。这里环境恶劣,人们生活贫困,于是,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便有不少人来此招妻。他们当中多是在当地找媳妇有困难的,有的是残疾人,有的年龄大或相貌丑,或是二婚、三婚,等等。这里的姑娘大多嫁到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天津、北京等地。
  人的生命有时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到什么地方,都得生根、发芽、成长,哪怕这种生长有时是扭曲的。有时候,环境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人们想要改变恶劣的生存条件,唯一的选择就是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在自由迁徙受到限制、无力完成理想的迁徙时,就要借助某种外部力量。
  远嫁到好的环境中去,对这里的姑娘来说是唯一的出路。家里既得到了经济补偿,自己又改变了生存环境,应该说是件好事。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评价的。对男人们来说,挣钱娶媳妇,并让她们传宗接代,也是天经地义的。
  在聪梅的姨妈家等待的几天里,我和这里的一些人聊天时,趁机做了些调查。仅在开城这样的乡村,这几年外嫁的姑娘就有百人之多。我了解到了很多女子嫁人的心酸事。
  1996年,曾有一位姑娘被家人远嫁给河北沧州的一个傻子。两年后,姑娘又跑回来,男方家人从沧州追来,前后三次,男方每次都得付钱才能将人带回去。三次的花费将近30000元。女子本人虽说不愿意,可也无法抗拒家人和命运的安排。还有姑侄二人双双被河北人娶走,两年后又双双离婚回到了家乡的情况。
  地区风俗、文化、生活,还有人的性格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远嫁他乡后,一旦无法适应对方,这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生活大多不会长久。
  1997年前,开城乡一个姓马的姑娘和本地一个男青年自由恋爱,但家人嫌男方家境贫困,便将姑娘以14000元的价格许给了内蒙古临河的一个男子。出嫁的路上,在一个叫盘石(音)的车站,新娘子离奇失踪。新郎向女方的父母要钱,而女方的父母则向新郎要人,双方谁都不知道新娘是怎么失踪的,男方落了个鸡飞蛋打。
  到了2001年春节,马家父母才接到女儿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她和心上人一直在北京打工,因不满家人将她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才和心上人设计逃跑了,他们一切平安,请家人放心。这件事在开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重大事件,令那些准备出嫁的姑娘兴奋不已。


带上媳妇回家

  冬季,高原的早晨,太阳出来时呈现出金黄色,没有猩红的前奏,金色的阳光直接洒向颜色单调的土地山峦。随着太阳的升高,阳光越来越苍白,风越来越大,并开始有沙尘暴。风刮过高原特有的杨树时,像是有什么东西抽到树上一样嗖嗖作响,让人不由得对这里的贫瘠与荒凉有了更强烈的感受。
  2001年2月16日,媒人跑了一天,带来的姑娘都看不中老三。每个媒人出去联系,都要付给人家车费,几天下来,都没有看好的。看来是山穷水尽了,老三很失落。
  下午回家后,老三的母亲从河南打来电话跟我说,泾源县新民乡的三个人以前要饭到洛阳时,老人曾招待过他们,他们曾答应老人为老三在当地找个媳妇。老人回家后,收到他们回信说可以去找他们,并留了电话。于是,我们当天便和泾源县新民乡的媒人禹全得取得了联系。他说没问题,让我们尽快赶到泾源县去找他。
  2月17日,一直等到中午,跑出去的三个媒人中的最后一个才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他还带回一张照片,说你们来晚了,这姑娘正月十四才被天津的人娶走,有结婚照为证。虽然事情没办成,但媒人的车费还得付,一共24元。媒人临走时看着我身上的羽绒服说:“你能不能脱了给我?你肯定有钱,还可以再买嘛。”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下午3点,我们告别马玉仓一家,坐上了前往泾源县的长途车。晚上7点,我们赶到了泾源县新民乡杨堡村。
  在街道边的一个小旅店,老板想了很长时间才告诉我,住单间大炕五块钱一天,住小炕两块五一天,管把炕烧热。说完,嘴里还跟着录音机中正播放的流行乐曲唱了几句:“再见吧亲爱的梦中女孩,我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在这里,流行歌曲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刚传入大陆时那样,听起来让他们颇感新鲜。
  2月18日,早晨起来,外面一片霜白,六盘山区的雾霜很大。这时候我才看清新民乡的全貌:一条长不足300米的土石街道,街道两边不过是些平房,多数为土夯的屋墙。
  五六间土房的小旅店有个小院子,前面一间做门面,卖些杂货,后面是住房加客房。被褥多年未洗,夜里也看不清有没有虱虫。杨堡村再往南四里地,便进入了甘肃平凉境内。这里给我的感觉,像是老照片上清末民初的那种街道建筑,有种时光倒流感。
  等到9点多,跟第一个媒人禹全得接头的时间到了,但一直到中午,在旅店都等不到禹全得,我们三人就先到街上的饭店吃饭。禹全得踏着饭点找来了。说禹全得是媒婆,倒不如说他是“媒汉”。他看过老三后说:“没问题,吃完饭我就给你找姑娘去。”
  禹全得在当地以说媒为生。如果说成一个媒,媒人一般可得600元左右的酬金。一年如能说成几次媒,收入在当地也算是高的了。地里收成不好时,当地人就结伙外出要饭。说是要饭,其实主要是要一些钱财,人家给饭也吃。
  禹全得和两个同乡到河南等地要过饭。2000年年初,三人要饭到了老三家,老三母亲见他们可怜,曾给过他们钱,也让他们在家中吃住了几日。其间,老人和他们谈到老三的婚事,他们也答应回去帮忙给老三物色对象,没想到真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三个要饭的中的一个,竟然把老三的婚事说成了。
  草草吃完饭,我们便到了姑娘家,就在这条街后面。在她家院子外面,我们见到了一个19岁的姑娘。她叫禹香玲,上过一年小学,和禹全得是本家同族。
  禹香玲家中有父母和一个15岁便到西安打工的弟弟,还有一个姐姐,17岁嫁到了河南民权,五年中一次也没回过家,姐夫至今还欠香玲父亲4000元彩礼钱。据香玲父亲说,大女儿是让女婿扣着,怕万一回来就会被留下来要彩礼。这场婚事最后变成女婿丈人两头都怕的事。
  香玲的母亲是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眼睛是去年夏天被香玲的父亲失手打伤的,因没有钱治,就慢慢变瞎了。
  香玲家中一贫如洗,别人家里炕上都有一条棉褥子,她家炕上连条褥子都没有,仅铺了一张用荆条编的席子,不知用了多少年,磨得发亮。别人家烧炕用牛粪、树枝、木材,她家烧炕却用从街上拾来的烂布和废旧轮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香玲和老三见面半小时后,两家人便同意了这门婚事,二人还时不时打闹几下,看着挺开心的。之后,便是商量要多少彩礼钱。
  香玲她爸开口要15000元,而老三和嫂子最后把价格压到13000元成交,给禹全得的媒钱600元。双方谈妥19日付钱,20日早晨从这里起程去平凉,再坐火车回洛阳。这个地方连一家银行都没有,我只好带着老三连夜坐车赶回固原,第二天在当地的中国银行取出13000元现金。
  2月19日中午,我们回到香玲家,当着媒人禹全得和香玲表哥的面,把钱全部交给了香玲的父亲,并为他家买了300元彩礼。当晚,我们便以亲戚的身份被请到香玲的大伯家去住。香玲的大伯家境比香玲家好,全家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晚上,突然有两个汉子来要说媒钱,并和禹全得吵了起来。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两人也是去过洛阳的人,说好了这个媒是他们三个人来说的,但是禹全得却没有通知他们,而是一个人来说媒,这样禹全得收的媒钱就没有他们的份。
  三人从屋里吵到屋外,最后打了起来。禹全得一个人招架不住,被他们两个打倒在地,被别人拉起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两人追不上禹全得,就对我们放出话来,说明天娶亲走的时候再来。
  我们坐在炕上取暖,香玲的大伯当着我们的面,动员他弟弟把那13000块钱给他保管,说:“天这么黑了,你家里就一个瞎老婆子,再加上你那么笨,就不怕晚上有人去你家抢劫?我们家里人多,还是把钱放我家里,到明天再和你一起存到银行去。我是你哥,你尽管放心。”
  香玲的大伯看起来很像我们在开城遇到的那个男媒婆,人很精明,很会说话,连我当时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香玲的父亲一看就是个头脑和行动都比较迟钝的人。最后,香玲的父亲犹犹豫豫地回家,把13000块钱拿了过来,交给他哥保管。
  后来,我从香玲父亲的电话里得知,这13000元自从给了他哥哥后,就再也没有还给他。香玲的大伯就是这样的人,不管谁的钱,只要到了他手里,就别想再拿出来,而且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晚上,香玲的大伯让我睡在火炕的最里面,在他们看来,这是把最暖和的地方让我这个客人来睡。我倒是睡过陕北的热炕,寒冷的夜里睡着很舒服,可是那天没睡着多长时间,就被“烧”醒了。无奈之下,我就把被子垫在身子下面,可这样没盖的,上面又冷了。外面下着大雪,我只好趴着睡会儿,再躺着睡会儿。我觉得自己就像架在火上的烙饼,翻来覆去烙着,直到天亮。
  早上,我打开房门,走到下着大雪的屋外,马上就感冒了,可是肺里面却火热。在随后的两年里,我的肺热一直都无法去掉,经常内热外寒。一直到了2004年8月,我和中央电视台到长江源头拍摄《再说长江》,在夏日的冰雪里,呼吸到高原的寒气,肺热的毛病才彻底好转过来。
  2月20日早晨5点,禹全得便来到我们的住处。原本打算来送我们的他,却敲着窗户叫醒我们,说孩子有病,他就不去送我们了。其实我觉得他是怕另外两人天亮再来揍他。他说完便溜了。
  到了早晨6点,我们也怕那两个人来找麻烦,就早早准备租车赶往甘肃平凉。
  香玲的父亲跟我们一起去送女儿。我和香玲一起去和她妈妈告别,母女哭作一团,老人不断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双手在女儿身上摸来摸去。我们出来时,双目失明的老人伸着双手,踉跄着从院子里追出来。摸不到女儿,老人便独自在巷子里放声大哭。香玲也远远地蹲在巷子口的地上,捂着脸哭。
  看到这场面,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真切地感到,老人对女儿的情感,和世上所有母亲对待嫁女儿的情感一样真挚热烈,甚至比她们更心痛,因为她本人这时显得更加孤独无助。大女儿出嫁多年也没有再见一面,小女儿又嫁那么远,会不会像大女儿那样再也见不到呢?
  7点钟,我们花60元钱租了辆“面的”。村里有些人知道香玲要出嫁,都过来看。其中不少人是来要钱的,说她在商店和饭店里赊着账没还。香玲的大伯赶紧把这些事包揽下来,我们这才得以脱身。
  早上8点多,我们赶到泾源县,又花120元租了辆车,直奔90公里外的平凉市。我心想,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别再给人扣作人质了。
  11点,我们到了甘肃平凉,等到将近下午5点,才坐上晚点了一个小时的1398次列车。头一次见到火车的香玲,不时地拉着我给她拍照,一路上兴奋不已。
  我在这儿的一段时间里,不时看到山上、路边立有很多“造林示范田”及“解决温饱示范村”字样的牌子。山上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工程正在进行,国家和当地政府花大力气使规划落到了实处,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来到这里的人也明白,必须改变环境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状况。但这里的自然环境短期内要有大的改变太不容易了,至少要付出一代甚至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2月21日早晨,老三带着媳妇回到家里。22日,家中宴请宾客。当天下午,前来送香玲的父亲、表哥、大妈便乘车返回了,老三的母亲还特意给他们买了卧铺票。他们这辈子是第一次坐上火车卧铺,睡着回家。
  2月24日,刚成亲几天的香玲,在大门口遇上一个讨饭的远房姑姑,全家人又热情招待了她。她连说香玲能嫁到这儿真是有福。
  3月8日,曾把我们扣作人质的女孩银镯的家人托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家姑娘还是愿意嫁过来的,价钱可以重新商量。
  4月份,村里有一个无臂男孩,也从宁夏固原县开城乡带回一位姑娘,成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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