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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坠落在哪里》 文\路内
发布时间:2014-05-20 15:39:49 来源:[转载] 作者: 浏览次数:4442 【字体大小】:

第一部 谬种


序章(1)

发布时间: 2014-04-15


    我的前半生与现在完全没有关系。  

    这当然也是一种修辞,如你所见,后半生的我在这里摆弄小说,逼叨逼叨像收音机一样自顾说完就OK的货色,或者是卖肉的从自个儿大腿上切下一块放在案板上。评论家说我不接地气,只会讲点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一写小说,脑袋里全是评论家,在我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他们同归于尽。  

    我的前半生,根据作者简介,做过工人、营业员、会计什么的,这是噱头,使我看起来像个阅历丰富的人。经常有姑娘撑着脖子问:“路小路,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我想我要是掏过粪,你就不会撑着脖子了,至少得捂着鼻子。事实上,过来人都知道,这些经历都不算什么,等于啥也没干过,它们是人生的废话。  

    我活在一个赖账的年代。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离开了故乡戴城,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住在红灯区附近的旅馆里。我认定自己过完了前半生。这不是因为我只想活五十四岁(谁规定必须对半分呢),而是:那一年恰逢千禧,我可以把经历过的人生像扔掉冰箱里的过期食品一样,全部腾清,走向末世以外的黄金海岸。  

    前半生,曾经有一个姑娘说:你总有一天会得老年痴呆症,躺在福利院的床上,落在我手里。她在福利院上班。我猜测,在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距离福利院很近了,或者我已经落在她手里,任何人也拯救不了我,神的光芒也照不到我。我唯一庆幸的,就是自己感觉不到痛了。但是她又说,这种事情很难说的,痴呆老人都不会说话,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死亡状态,也许他们知道痛,但说不出来。  

    很遗憾,这些话她并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我的好友,杨迟同学。那姑娘真正爱的人是老杨。但这种话,用来吓唬老杨完全没用,他无所谓,他说:如果这样,就是我这辈子该你的。老杨学的是化工,前半生和我一样傻矬,后半生做的是风险投资,天使基金。这买卖有点像赌博,也有点像奇迹。来自这个年代的天使并不是神在佑护你,而是神在赌你。  

    我二十七岁那年,世纪末和千禧年按时到来。这件事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早就忘记了,但在当时还真有点让人担心,世界会滑向何处?我会不会躺在福利院的床上吃手指?我对那姑娘说,我后半生在黄金海岸度过,至于前半生,我胡说八道写到小说里,你可以把它和其他胡说八道的小说混着看,你不用懂什么虚构理论、叙事和结构,因为我也没搞懂,但你得有点诗意,仅此一条是我对你的热望。诗意是危险的,诗意是矬人和诗人共同呼吸的空气,共同使用的草纸。请你拉上窗帘,替我遮挡下午的阳光,这一瞬间回头看我一眼,发现我痴呆的眼神似乎认得你。你他娘的一定会感到惊慌,因为你也老了,只能在失去智力的我的面前假装小女孩,但我他娘的一点也不介意,就算有智力也不介意,我愿意在每一个年代,用这种眼神看着你。  

    我是路小路,我在这里,讲所有人的故事。

1(1)

发布时间: 2014-04-15


    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它太荒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  

    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净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着他跑远,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我,求求你们。”  

    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福利院。”  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  

    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  

    “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  

    他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  

    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他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他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  

    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   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  

    小苏撑起病弱的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  

    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和的人就是他,最诚实的是他,最有耐心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温和、诚实、耐心,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  

    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司机扔下竹竿,跳上汽车,踩着油门向后猛退,很快就溜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哎。”  

    这蛮不错的,三十块钱呢。  

    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  

    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不用说,这就是福利院。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  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  “哪个院长?”  

    “杨丽珍院长。”  

    “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

1(2)

发布时间: 2014-04-15


    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念大学的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福利院里还住着老人和智障。  

    认养也不是领养。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他只能认养,相当于互助性质吧,贴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九七年那会儿,电视上经常播这种新闻,还有人拍纪录片,后来都快成流行趋势了。  

    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是个看上去很干练的中年妇女。老杨准备了一把证件,杨院长全都没看,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到处都很安详。  

    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  

    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一个吧。”  

    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我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触,仿佛她不是孤儿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  

    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最小的脑袋刚冒出课桌,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填补。  

    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  

    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最末一排,这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其二是像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歌颂人民政府,仿佛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爹妈。可惜我都猜错了,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病残,也无从问起。  

    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须为此动容。我看到蔺老师的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  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  

    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没油。孩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  

    小苏说:“伙食太差了。”  

    杨院长说:“我们需要社会支持。”  

    多年后,我和老杨回忆起那天。我问老杨,你还记得菜汤什么样吗?老杨说记得,这汤要是搁在农药厂的食堂,厨子已经给人打死了。我问老杨,你记得蔺老师当时干了什么?老杨说,记得,有个小孩把馒头弄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吃,蔺老师走过去制止了,给他换了个干净的馒头,蔺老师是个好人。我又问老杨,你记得那个独眼的男孩吗?老杨说不记得了。   

    是这样的,我走过那个独眼男孩身边,发现他在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他已经很大了,是这个班上最大的男孩,那个馒头在他手里显得有点小。当时很多小孩都看着我们,只有他的目光被我深刻地觉察到了。我回应了他,看到一个黑色的瞳孔和一个蒙着白翳的瞳孔,他并不是用黑色的那个看我,而是黑的和白的左右开弓。我有点抱歉地想,老杨是不会挑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认养的,你跟着我们不合适,你很快就会长大,成为一个男人,比我们更不好惹。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在求助,他憎恨地看着我。

1(3)

发布时间: 2014-04-15


    无论用什么目光看我们,我们都不会挑一个黑白瞳孔的男孩认养,不会在星期天带他去动物园,不会给他买球鞋。天哪,我为什么要陪老杨来这个地方?  

    杨院长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排,她像是凭空变出一个女孩,个头还没课桌高,满脸是皴,在这种季节一看就知道是哭皴的。她坐在凳子上两腿悬空,茫然地看着杨院长。这个看上去不那么狠,不那么难弄。我踢了杨迟一脚,让他快点定夺。他真的快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挑菜的了。  

    老杨点点头。我们三个同时松了口气,整个过程像一场艰难的拔河比赛,经过漫长而尴尬的拉锯战,忽然胜利倒向一方。我们挑到了合适的孤儿,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老杨蹲下,对孩子说:“你叫什么名字?”  

    杨院长说:“她叫戴黛。”  

    这时蔺老师插嘴说:“戴黛不行。”  

    杨院长摆手示意蔺老师不要说话,这个细节被我记住了,但我当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看了看手表,恰好中午十二点,外面的雨没停。  

    蔺老师蹲下,摸了摸孩子的脸,对着同样蹲下的老杨说:“戴黛今年四岁,她没有任何残疾。”  

    事后,我们坐在福利院的管理处,老杨付钱,这时他必须出示身份证明。蔺老师说:“你是农药厂的,怪不得。”老杨问,农药厂有什么必然性。蔺老师说农药厂的效益不错,九七年到处都是下岗工人,社会不太景气,而农药厂暂无倒闭之忧,听说还成功转制,厂长成了大股东,令人艳羡。  

    “我想,福利院才是永远不会倒闭的。”老杨说。  

    老杨付掉了一年的认养资助,共计一千两百元。杨院长走了,由蔺老师陪着我们。我转到一堵墙前面,看墙上贴着的管理名单,读到一串有趣的名字:戴宗,戴笠,戴雨农,戴维斯……我问蔺老师,这什么意思。她说:“这是遗弃的孤老,都神志不清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我们就给他们取名字。”  

    我说:“戴城的孤老也姓戴,我以为他们都姓党呢。孤儿姓党吧?”  蔺老师说:“孤儿也姓戴,不过名字比这个好听。”  

    “会叫什么呢?”  

    “在那边,戴黛在这排。”蔺老师指着旁边说,“戴建华,戴诚,戴安娜。我们给小孩取名字还是会考虑周全的,毕竟他们要用一辈子。”  

    “戴宗呢?”我说,“神行太保啊。”  

    “我都说过了,是些失去记忆的老人,恐怕他们也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们只为了好记些。”蔺老师有点不耐烦地说,“总不能像监狱一样给人编号吧?”  

    虽然无稽,但还算说得通。这是我当日见到的唯一有趣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的性别栏里写着“双性人”,这三个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墙上,年龄是十六岁,我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戴黛这个名字很好听,叠音,顺耳,但是念多了又觉得像个恶作剧。就像凤尾竹被称之为凤尾竹,她拥有了戴黛这个名字。蔺老师说,这些名字孤儿们会用一辈子,后来她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的,如果被领养走了,他们就可以拥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被赋予的戴姓(以及连带的名字)也就作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孤儿们的名字既神圣又像是一场游戏,有人期望改名字,有人永远没有改成,还有人改了名字不料被退回福利院又不得不使用院方赋予的名字。  “如果抛弃的孤儿身上有便条什么的,写着自己的名字呢?”  

    “那也得改。”蔺老师说,“至少在我们这儿是这样。”  

    “戴黛有本名吗?”  

    “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  

    我们离开福利院,天上还在下雨,抬头看到远处的虎山,一座歪塔竖在山顶,隔着迷蒙的雨水,它收缩成一个轮廓,像是水中的倒影。根据专家的测量,它的斜度超过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假以时日,它会一个倒栽葱从山上摔下来。  

    蔺老师把我们送到门口,她一直走在我们身后。  
    “公共汽车站在哪里?”老杨问。

1(4)

发布时间: 2014-04-15


    “你们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问。  

    “打车来的。”老杨说,“这一带出租车太少了,我估计得坐公共汽车回去。”  

    蔺老师指了一个方向,沿着小路继续向前,穿过这片地区就会有条大路,公路绕着山在这里打了个弯,小路像弓弦一样横切过去。到大路口转弯,穿过铁路桥,那儿有个公共汽车站,有一趟车可以把我们带回市里。  

    我们走出去,身后福利院的大门咚的一声关上。这地方连一块可以相认的牌子都没有。  

    路很好走,铺着一层很厚的碎石子,不算很滑。这时起风了,顶头吹来,雨点稀疏而饱含力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甩在我的脸上。这是降温的时节,有一股寒流从西伯利亚长途奔袭至南方。我们都裹紧了衣服。  

    “下次骑自行车来吧。”小苏说。  

    那未免也太远了,况且就要进入冬季。你带着自己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冬季的街上吹自来风,固然合情合理,但带着一个孤儿显得太他妈的不够意思了。  

    小苏无语。经过铁路桥下时,头顶上正隆隆地开过一列货车。我们站在桥洞里避着风点烟,一直等火车开走。  

    据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死在桥洞里。我们这座城里,以前也有杀人越货的事情,但杀出租车司机似乎是头一回,而且人们把情况说得很惨:司机被凶徒用钢丝从后面套住了脖子,勒死了。  

    老杨说,勒死其实没什么惨的。老杨已经去过好多县城,南方的,北方的,西部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又好玩又可怕,什么杀人抢劫、吃喝嫖赌都有。这会儿他顺嘴讲了个火药枪打死农药销售员的故事。小苏有点受不了了,说:“你以后当着小孩别讲这个。”  老杨说:“我疯了,我认养一个小孩给她讲这种故事?”  

    小苏说:“你就是有自己的小孩也别讲。”  

    在蔺老师所说的那个拐角口,看到一个歪着的站牌。有一辆公共汽车碾着雨水,沙沙地向前开去。我们扔了烟头同时狂奔,试图追上它,大呼小叫挥着手。我相信司机一定在反光镜里看到了,但这个浑蛋没打算载上我们,有一度他甚至没加速,让我们处于能追上又追不上的境地。之后它才轰地跑远,我回头一看自己追出站台大概有一百米远,裤脚上沾了很多泥。  

    你说为什么不是这个公交车司机被人勒死呢?  

    我在站头上就想起戴黛的模样,还有蔺老师的话: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仿佛那张便条即使存在也不能改变什么,于是它的缺失也变得无足轻重。蔺老师蛮酷的,说话口气有点冷漠,带着点警惕,好像我们是怪物。我们三个男的去认养孤儿确实很怪,对吧?  

    二月里,我和杨迟干过一件古怪的事,夜里我们出去喝酒,喝到糊涂了,走到街上遇到个卖玫瑰花的小姑娘。她跟着我们,要老杨买朵花送给我。我可得意啦,老杨气坏了。照通常的办法,扮凶就能吓走她,但老杨做不出来这种事,他这辈子没在任何场合对女孩凶过,哪怕是个卖花的呢。于是他很不合时宜地转过头跟她聊了起来,女孩说:今天是情人节啊。我们俩面面相觑,最后我忍不住问她:“你觉得我们俩很像情人吗?”她竟然对着我点头。老杨说:“所以,我要买花送给他,对吗?”她又点头。 

  这下轮到我生气了。我说:“花不买了,我要把你买回家。”  

    是不是所有在街上乞讨、卖花的孩子都在等着这一天?反正她捧着花在后面追我,我撒腿就跑。老杨不想跑,她跟着老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找到老杨就能找到我。我跑到桥上,抱着栏杆吐了一会儿,抬头一看,这俩傻缺站在五米开外看着我,一高一矮,一个手里打着雨伞,一个怀里抱着花。

 我对老杨说,扔下她,跑。杨迟不干。我说这种小孩都有大人带着的,比我们有钱,这他妈是中国,不是狄更斯的小说。小孩摇头说,我今天晚上回去也是睡桥洞,没你想的那么舒服。我说,你带我去桥洞,我要把你的主人打出屎来。她说,我跟你回家,你答应的。

1(5)

发布时间: 2014-04-15


    我稍微清醒了点。那晚很冷,天上掉雪珠,落在头发上像是要结冰了。我给了小孩五块钱,花不要,让她回去,但她说天黑了不认识回去的路。她竟然真的跟着我们拐进了新村错综复杂的楼房里。我觉得像上了个大当,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冲过来把她领走?我没头没脑地把她带进门,然后她才显得有点拘束了,站厨房里打量我家。毫无疑问,那地方很破,煤气炉都用了十多年了,还有点漏气,常年修不好。日光灯噼啪闪烁,这是因为天冷,平时不这样。老杨说:“你要喝点水吗?吃饭?”说着就揭我们家锅子,搞得他好像是主人似的。这时我妈穿着棉毛裤出来,见此情景不免有点迷惑:“哪儿来的小孩?”  

    “我们街上捡回来的。”  

    “你们捡了个小孩?”我妈冲过来看,不由大叫起来,“要死啊,真的捡了个卖花的。你们说,喝了多少?都喝傻了是吧?” 

   此前漫长的十几年里,我和老杨干过很多出格的事情,在我妈看来,唯属这次最不可理喻。因为我和老杨看上去又穷又狠,完全不像是那么有爱心的人——就算有爱心,你他娘的也不能捡个活人回家。老杨也傻了,蹲在地上想半天说:“要不还是把她送派出所吧。”小孩听了拔腿就跑。她比我们每个人都清醒。  

    我们在冻得发毛的夜里搜人,各处楼道、垃圾箱、花坛都找过,没有她的影子。耗到后半夜,无可奈何回到家,我妈又起床了,追问道:“为什么一听派出所她就跑了?”  

    我解释说:“送派出所就遣返原籍了。”  

    我妈懂了,点点头说:“怪可怜的。”  

    那绝对是一次难过的经历,我躺床上,脑袋里的酒精被冷风吹散后想不起那女孩的长相了,只记得一个抱着花的形象。第二天醒过来,看到我日常用的茶杯里插了一朵玫瑰,破破烂烂的,跟草莓差不多大。我妈说是昨天那小孩跑路时掉下来的。第二天老杨还去居委会问了一下,生恐有小孩冻死在街上,但并没有她的下落。天知道她抱着那把玫瑰跑到哪里去了。  

    那天中午,我们三个站在站牌边,这个站头叫团结山。小苏说再过一两个小时他又该发烧了。不过他没再啰唆下去,他就是这点好,不话痨。  

    有一条人影从拐角处过来,我们看清是蔺老师。她打着小伞,穿得跟刚才不太一样,显得漂亮了一些。再次见面,打了个招呼。蔺老师说:“你们还没等到公共汽车?”  

    “我们没追到那辆车。”  

    “十分钟以内下一班车会来。”蔺老师说。  

    于是我们站着,继续等。等车的时候人们会把目光同时投向那个虚无的方向,其实那边有没有车过来都无所谓,你不看它,它也得来。但你总会去看,否则的话,你们只好互相看来看去。  

    蔺老师说:“杨迟,听说你是农药厂的销售员。销售员平时要跑供销吧?”  

    “我跑销不跑供。”老杨说,“就是卖卖农药啦。”  

    “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具体的,这边卖卖农药,那边卖卖农药。”老杨说,“如果田里没有虫子,我就带点虫子放田里,然后告诉农民这里有虫子,要打农药。”  

    “真的这么干?”  

    “开玩笑的啦。”  

、    蔺老师瞪着老杨,显然她还不习惯我们讲话的风格。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么你经常跑外地,你会有时间来看戴黛吗?”  

    老杨看看我和小苏。我们同时摇头,表示这件事由老杨负责,我们纯粹是跟着来凑热闹的。蔺老师说:“你怎么会想到认养孤儿呢?我在福利院待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男青年认养孤儿呢。你是党员吗?”  

    “我团员。”老杨捂着脸说,“我爸爸是党员。”  

    我无聊地点起一根烟,问蔺老师:“你现在去城里干吗?”  

    “看电影。今天是周末啊。”  

    “平时就住在福利院?”  

    “是啊。”  

    “为什么女孩的头发剪得这么难看?”  

    “你说什么?”  

    “女孩,戴黛,”我说,“她的短头发,剪得很难看,简直就像花匠剪出来的。你们应该找个好点的理发师,午饭的菜汤里多放点油。”

1(6)

发布时间: 2014-04-15


    蔺老师似乎被我噎了一下,不说话了。  

    车来了,座位全部空着,我们跳上去,抖落身上的雨水,寒气一下子被隔离在车窗外了。老杨和蔺老师一前一后坐着,我和小苏选择了旁边的双排座。司机居然认得蔺老师,隔着老远打了个招呼。汽车发动,那些在雨中破碎的风景向我身后平移而去。  

    老杨说:“蔺老师,你住在哪里?”蔺老师说:“我就住在福利院。”老杨问:“家呢?”蔺老师一笑:“我也是孤儿,没有家,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现在在福利院工作。”我们同时哦了一声,仿佛释然。  

    “你为什么姓蔺,而不是姓戴?”我问。  

    “因为我有便条啊。”蔺老师说,“我叫蔺华,进了福利院以后叫戴华。三年前我把名字改回去了。”

2(1)

发布时间: 2014-04-15


    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和杨迟像是孤儿院里的两个孩子,并排坐在小板凳上。时光荏苒,我们没有长大,还坐着。老杨从幼年起就知道远方有个黄金海岸,又叫理想国,又叫伊甸园,又叫共产主义,连说带比画给我看,我陷入了痴呆。这种幻想使我可以跳过凄怆而自恋的童年和少年期,直接进入青年期。有阅历的人都知道,故事无法细说从头,故事只能从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方开始。  

    一九九五年,我在戴城糖精厂倒三班到第三年,当时混得已经不错了,每天吃香喝辣,香的是苯,辣的是甲醛。我还带一个女徒弟,刚从职校毕业的,长得那叫一个难看。有一天我差她去泡水,她走半道热水瓶塞子忽然蹦了出来,滚水溅在脚上,成了工伤,我就再也不让她干活了,每天工作间隙看看她哭丧的脸,以便解闷。  

    除了上班,我还去夜大学上课,学的是会计。上课时间和我的中班有点冲突,我就让女徒弟去学校顶岗,点卯时答应一声,再替我做点课堂笔记。车间主任知道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鼻子骂,说女徒弟不是我的私产,不可以让她干私活,最多只能私下里干她。我很生气,众目睽睽之下照着车间主任的肚子打了一拳,很重,我认为他应该立刻跪倒在我胯下,呼吸困难,双眼凸出,好像要给我做BlowJob。美国军队里经常有这种场面,不过他们等级森严,按理应该是我跪下给主任干这个。  

    我听见周围一片叫好,心里得意,但眼前的车间主任纹丝没动。猛然反应过来,这个主任不是知识分子,他从工人升上来的,有六块龟壳一样的腹肌,比我猛。我后悔了半秒钟,眼前一花,被他一拳打在鼻梁上,酸痛麻震一起涌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两股鼻血同时窜了出来。  

    照常理,那会儿我就应该把鼻血抹在脸上,然后满地打滚,像个正牌的流氓。可惜我太年轻,要面子,做不出这种动作。我跳起来满处找凶器,有个看热闹的工人把手里的榔头塞给了我,车间主任夺路而逃,我在后面举着榔头猛追他,一边追一边从棉袄的缝隙里摘出棉花塞自己鼻孔里。  

    人们顺着地上的鼻血找到了我和车间主任,他已经爬到烟囱上去了,我举着榔头在下面发泄,把那一片所有的窗子都砸了。保卫科和医务室的人同时把我架走。后来才知道,鼻子上那一拳救了我。打车间主任的通常都要去拘留,搞不好还劳教,但我满脸开花显得吃亏更大些。厂里说,不劳教了,你下岗吧。这显然不符合国家政策,但我也没办法,有一度下岗这个国家调控措施变成了糖精厂的行政处罚手段。我不乐意领受这个,递了一张辞职书就走了。  

    我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想说的话: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现在我盘点自己的人生,就数那一年认识的人多。全厂两千个职工,我最起码认识一千个,个个都能把姓名、绰号、职务、八卦都报出来。后半生我再也没能如此地交游广泛。等到我辞职出来,成了个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我也再没遇到过,在彼此看来,都像是沉入了茫茫大海。  

    我无处可去,回到住了十几年的农药新村。我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没什么大本事,下岗风潮刚起来的时候他就因恐惧而提前退休。这之前,我们家掏出一大半的存款,买下了居住期长达十五年的两室户,它本来是单位里分配的房子,每个月交点房租就能住到死,但我爸觉得他要是挂了我会被农药厂赶到大街上去睡,正赶上房产改革,就乐滋滋地买下了这套墙歪窗裂的房子,于是我也可以在这里住到死了。  

    作为长达十五年的邻居和发小,杨迟那时正在上海的化工学院读大学,暑假回来,他问我:“怎么新村里这么热闹?”我说好多下岗的,都不用上班了,蹲在楼道口争论人生的意义呢,能不热闹吗?  

    这个夏天,我和老杨无所事事。我们的父辈,那些从中年逐渐进入老年的家伙天天在家里打麻将解闷。经济情况很糟糕,人们连菜都买不起了,新村里散养着各种母鸡,它们温驯而无知,在杂草中寻找食物,黄昏时自动聚成几个小圈,由主人拎上楼去,某些争气的母鸡还会下蛋。起初居委会禁止这个,城里不能养家禽家畜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可以杀无赦,等到居委会带着纠察过来捕鸡时,男人们继续打麻将,我们的母辈们全都冲了出去,个别人手里抡着菜刀,拼了。混战一场,鸡保住了,居委会全部吓退,从此知道,群众假如长期没有蛋白质摄入就会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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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4-04-15


    那时我们都觉得热闹,仿佛好好的一群人坐在巨轮上,却意外遭遇了海难,从贵宾室到三等舱的人都在甲板上乱窜,好玩极了。  

    到了夏末时,出了一点状况,附近的纺织厂停产了,大约三千名女工就地解散。她们沉默地堵住了路,要求那个浑蛋厂长出来说句话,但浑蛋厂长出国考察去了,只剩下混蛋科长们出来敷衍。女工们不干,来了很多警察,拉走了几个领头的,后来所有的纺织女工都要求被拉走,警察很同情她们,跟着一起骂厂长是矬逼。直闹到天黑,附近几个新村的人全都跑出去看热闹,堵了上万人在街上。有个四十岁的阿姨对着人们讲述她的生平,从三年自然灾害讲到知青下乡,从知青返城讲到改革开放。我对历史一窍不通,老杨是理科生也好不到哪儿去,听这个阿姨讲完,我们算是学习了一下当代史。后来她也被拉走了。  

    多年来,我和老杨混迹在这个新村里,有时候打架,有时候逃亡,有时候带了女孩鬼混,倏忽之间称王称霸的日子过去了。大下岗时代我们再也不是主角,没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  

    那个夏天,一伙盗贼开着卡车深夜潜入了农药新村,他们只偷自行车和助动车。第二天早晨,车棚里空空如也,这下集体傻眼。大伙买了新车,都装了两道锁,拴在楼道扶手的栏杆上,或是树上,或是七八辆车拴一起。过了一阵子,贼又来了,没什么锁是挡得住他们的,新车全部拿走。人们都快疯了。各个楼里派了精壮小伙子,彻夜守在楼下,我和老杨分配到一组,坐在躺椅里看星星,很多蚊子围着我们转。我觉得自己也快要崩溃了,我那辆战功卓著的二八凤凰,从十七岁那年驮过各种女孩到处耍威风,与我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也于当时离我而去,从此不复相见。  

    有一次我叔叔来我家,主要是想给我介绍份工作,谈完了出门一看自行车没了,我妈不得不赔给了他一辆。他介绍的工作是让我去铲煤,这件事极度荒谬,我还没铲煤呢就倒赔了一辆自行车进去,况且我并不想铲煤。另一次我爸出门,自行车被人偷了,此前他已经奉献了两辆自行车,如今他站在街头没了办法。我爸异常愤懑,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他的,遂捡砖头砸开了另一辆车的车锁,偷了别人的车子回来了。  

    我和老杨在守夜时,看到对面楼里的茅建国出来,他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命不太好,高考差了几分没录取,精神崩溃举着刀子要割脉,复读了一年又落榜,老老实实进了印染厂上班。  

    茅建国说:“我失业了,买断工龄了,只有四千块。”  

    我说:“那你比我强,你还有四千,我整个辞职不干了,一毛钱都没有。”  '

    茅建国说:“杨迟不错,大学毕业留在上海。”  

    老杨说:“名额有限,我估计也得被送回来。”  

    茅建国说:“你们有钱吗,我现在身无分文,想借点钱买辆自行车。”  

    我和杨迟一起摇头。茅建国失望地说:“你们太不够朋友了。”  

    我和老杨说,别太在意了,真的拿不出钱来,车也没了,都穷,一起抽根烟吧。茅建国站在那儿抽烟,很舒服地让烟气在肺里停留五秒钟,再吐出来。“我已经连香烟都买不起了,我妈生癌了。”他伸出手让我们看,十根手指,在印染厂里被熏得发绿,渗入他的指甲。“我想去饭馆端盘子,老板一看,让我洗手。可是我这手,死活也洗不干净。”  

    “你妈妈生什么癌?”  

    “不太好说的地方,”茅建国摇摇头,“反正已经扩散了。”  

    他说完这些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在老杨家里打牌,听见对面楼里一声惨叫:建国啊。我们趴到窗口,看见茅建国的爸爸拉开窗帘,站在窗前大喊救命,而茅建国本人挂在天花板上,仅穿一条短裤,笔直地垂向地面,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拽他。后来老杨解释说,那就是地球引力,它虽然看不见,但你绝对不能说地球引力是无形的。好吧,绷直了的茅建国,一动不动,也没有风吹过,在那扇深不可测的窗子里挂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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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说:“这太操蛋了,以后一抬头就能想起茅建国的惨状,我不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了。”说完这个,他收拾收拾行李回上海去了。  

    其后的日子,天气热得发疯。新村的草堆里各种腐臭味散发出来,老鼠横行,和鸡生活在一起,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贫民窟了。居委会往楼道里撒红米,一种慢性老鼠药,人要是吃了没那么快就死,但是鸡就难说了,头一批鸡死的时候,新村里爆发了一场内战:养鸡的坚决要求清除红米,不养鸡的实在受不了满处老鼠乱窜,必须保留红米。后来达成协议,晚上放红米,白天收回去,灭老鼠,同时也给鸡一条活路。笨办法总比没办法好。  

    我看见茅建国的爸爸也来我们楼里收红米。我说:“叔叔,你们家又不养鸡,到我们楼里来干什么?”茅建国的爸爸说:“我也不想活了,我拿回去自己吃。”我说:“你想开点。”茅建国的爸爸说:“我也不明白,建国和你一样大,二十三岁,他就想死。你会想死吗?”我说:“我女朋友跑掉的时候想死,现在不想了。”茅建国的爸爸说:“我想死。”正好楼上的老万走过,他是农药厂的技术员,精通各种毒药。老万插嘴说:“这红米是慢性药,吃下去不会死,会很难受很难受。要死得快还得是甲胺磷。”  

    茅建国的爸爸想了想说:“是吗?那我去农药厂搞一瓶。”  

    他走了以后,老万说:“这是谁啊?没见过想死还这么镇定的,肯定死不了。”  

    我说:“这是茅建国的爸爸。上次茅建国死之前找我说话,也很镇定。”老万的脸色唰地白了,后来他宽慰自己:“甲胺磷没那么容易搞到手。”我说:“我随时能搞到手,数量不多,喝死自己足够了。”  

    没有悬念,茅建国的爸爸喝了甲胺磷,顺便给茅建国的妈妈也喝了半瓶。这是三天之后的事。我猜到这件事,本来应该通知居委会,去他家里守着。可是我又觉得,一个人想死,你把他堵在家里,他就不死了吗?他儿子都死了。这是九五年夏天农药新村著名的灭门惨案,茅家三口自己把自己灭了。我打电话给老杨,告诉他这件事。老杨说我是人渣,为什么不拦住他?  

    “我怎么拦?”我大骂道,“我替他把那瓶甲胺磷喝下去吗?”  

    我也不想在农药新村待着了。在我上班的时候,曾经有个爱我的厂医姐姐说,别待在戴城,有空出去转转。起初我以为她说的是大城市,那里有很多捞钱的机会,后来她离开了我,从拉萨给我寄明信片,这太文艺了,我只想撒腿追随她,却没能找到离开的机会。现在我闲了,对自己充满厌倦,纵然我找不到她,也想出去转转,或许会有其他的艳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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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杨迟在化工学院一个喷嚏,鼻血飞溅在女同学的身上脸上,女同学以为自己哪儿走光了,导致老杨气血翻涌。他的鼻血滴滴答答落在自己的球鞋上,接着他毫无掩饰地打了第二个喷嚏。女同学不干了,让他赔洗衣服。老杨在水房里一边洗一边流鼻血。下铺的兄弟说,洗个外套就这样了,以后让你洗胸罩你不得死过去?接下来的日子,老杨看见男生、看见宿管阿姨,乃至看见一条狗都会流鼻血,出血量超过了全校血崩最厉害的女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医院了。  

    那时离毕业只有三个月,他还没找到工作,整日闲逛,很适合生场大病。去医院一查,倒也不严重,鼻腔息肉,只是那肉见风就长,这还了得?鼻腔里进进出出的都是风。医生捋袖子说,必须切除,准备动手术。  

    老杨问:“手术大吗?”  

    医生说:“你会有两三天不能动。”  

    这就必须找个人来伺候他。老杨交游广泛,全校三五千号人,最起码有一千个他都认识,很多人都愿意到医院去值班,为的就是看看他不能动弹的样子。他有点不乐意。恰好此时我从成都打电话给他,他撒娇似的说:“我快要死了。”  我说:“我也快要死了。”  

    那时我已经自由了,海阔天空,一贫如洗,把工厂里上班三年攒下的钱挥霍一空。我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四川,打算再搭车去西藏。当然,那时候厂医姐姐已经不在拉萨了,她旅游、读研究生、出国,跑得比飞毛腿导弹还飘忽。我在成都遥望西藏,想起和她做爱时的快乐,以及她离去后的伤痛,不禁胃口大开,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火锅,吃了一个月,肚子痛了三十天。吃到身上只有三百块钱的时候,我穷途末路,打电话到老杨的宿舍里,问他成都有没有人,可以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死也要死回戴城,最起码让我妈能看到我的尸体。  

    老杨说:“我需要人来照顾我,给我端屎端尿。”  

    我只好有气无力地说:“洗干净屁股等我。”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我们之间日常打招呼的话。  

    我他妈的不容易,为了一个发小,先是连滚带爬地买到了火车票,然后给自己灌下了足足八颗黄连素,扔上火车,奔向他。  

    这一路上我半个姑娘也没遇到,全是些筋疲力尽的男人,他们已经被旅程或生活折磨得卷了边。那八颗黄连素让我的肚子完全麻木,大脑也黏住了,直到两天后才缓过来。  

    我遇到一个背吉他的女孩,那时车已到杭州,很空,她上车时我正躺在座椅上,脑袋冲外。这么躺着会被来来往往的行李和推车撞到头,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脚搁在车厢壁上,甚至挂在车窗外,舒服。我从一个较低的角度看到她,她也低下头看我,她明艳而动人,像天使那样干净的脸色。我告诉过杨迟一百次,如果平躺着仰视一个姑娘俯下的脸,就会被她打动。老杨无所谓,他喜欢反过来。他认为我在工厂医务室里的体检床上躺得太久。  

    我坐起来看她,短头发,穿一件美军夹克衫,这让我更着迷。在此之前我喜欢的姑娘,有烫头发的,有扫把头的,有飘逸直发的,而男孩头的仅此一款。顺便说一句,当时我的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个脸。我请她坐下,她摇头表示不需要,把吉他抱在胸口说:“大家好,我是一名歌手,到火车上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名叫《堕落天使》。”我插嘴说:“《堕落天使》是郑智化的歌。”她没理我,偷偷伸出左手给了我一个中指,然后开始弹琴。这是一首欢快的歌,带有火车行进的节奏,歌词乱七八糟我没听明白,她的嗓子很不错,最后有一段高音很像天使掉在地上发出的惨叫。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来看着她。  

    那个年月火车里还能抽烟,只要别把车厢给点了,随便抽。我给自己搞了一根烟,听着她唱完。没什么人鼓掌,我也不鼓掌,为了那根中指。她开始唱第二首歌,没报歌名,唱得很抒情。等到她唱完这首歌,打算到车厢里走一圈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她的企图,那些脑袋都缩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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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她就此消失,可是她又回来了,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这时有个列车员走过来对她说:“唱得挺好的,但是别唱了,列车广播都听不见了。刚才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大声说:“这儿谁是医生?”一些脑袋又很好奇地伸了出来。列车员摇摇头,对这帮中国人的素质表示担忧,又指着她说:“还有,车上禁止乞讨。”说完就走了。  

    我们都不说话,天色渐暗,在车窗上可以看见自己,浮映在不明的景物之上。行吟歌手略带疲倦地叹了口气。  

    “去哪儿呢?”我问。  

    “戴城。”  

    “我就是戴城的,”我说,“去那儿你得在上海转车。”  

    “戴城好玩吗?”她愣了一会儿问。  

    “不好玩,全是下岗工人。去那里玩,还不如去上海呢。”  

    “我去过上海,不好玩,我更想去戴城。”她说,“他们说戴城也很繁华的,有很大的开发区,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都在那儿。”  

    她提醒了我。是的,古老而自以为是的戴城也学会花天酒地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整饬高雅,到处都在铺路,外资企业加工厂进驻,城市改头换面,外来人口逐年递增。某些区域里酒吧林立,KTV和桑拿房时而可见,巨型超市和国际购物中心初露锋芒。戴城发达了,它并非我所说的全都是下岗工人,我这是在污蔑自己的家乡,有点像汉奸。我不禁感叹,我在少年时代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地方,倏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淘金胜地,是不是像一场梦?  

    火车到站后,她走她的,在站内售票处买票,我一个人郁郁寡欢地走向上海的地铁站。她忽然又追了上来,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是戴城“七个小矮人”酒吧,以及地址电话。我说名片不用给了,这倒霉地方我知道,它的前身是文化宫俱乐部。她说:“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是驻唱歌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老K,我是戴城著名的诗人。”  其实我不是老K,老K和我一样是个长头发大胡子的矬逼,自从我这么打扮自己以后,在戴城的很多场合,我都被人误认为是老K,著名诗人什么的。听说他经常出现在“七个小矮人”酒吧。我之所以冒充老K,仅仅是因为,我没钱去酒吧找她玩,我没钱找任何女人了。也许老K可以替我爱上她。这件事挺伤痛的,我在最好的年纪上,他妈的居然破产了。 

   我坐上地铁。已经是夜里,车上很空,从第六节车厢望到车头,一览无余,像一条通往未来的走廊。车到终点站,我直奔化工学院,跑到杨迟寝室一看,床铺空着。下铺的兄弟告诉我:“你才来啊,老杨白天都动过手术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有人照顾他吗?”  

    “有是有的,但现在没有了。”  

    下铺的兄弟讲话夹缠不清,费了半天劲我才明白,学校派了个女学生干部去照顾老杨,毋宁说是监督吧,防着他把盲肠顺带也割了。女干部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好久,医生出来,端了那块息肉让她过目。这是规矩,都这么干,但她吓晕过去了,醒来又吐了一阵子,连滚带爬逃回学校。于是老杨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了。  

    “一定很孤独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动手术之前他已经把病区所有的护士都征服了,每个护士都抢着在他屁股上扎针。不会孤独的,至少屁股不会。”下铺的兄弟说。 

   我信了这个王八蛋的话,松了口气,感到有点疲惫。先出去吃饭,然后挺着春天的微寒在水房洗了把冷水澡,照老规矩爬到老杨的床铺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启程去医院。下铺的兄弟告诉我:“六病区十三床。”  

    医院在衡山路一带。我去的时候正逢门诊热潮,无数人排着队,几个戴红臂章的像纠察队员的一样的上海大叔在叫号,每个入口处都有一块铁牌子,标着各个科室的名称。这场面不太像医院,倒像火车站。我来到住院部,以为能见到一个安详地躺在床上的杨迟,可是走廊里一片混乱,护士疯了一样跑来跑去,穿白大褂的医生差点和我撞个满怀。我问一个护士,出什么事了。她说,十三床大出血,快要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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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死吗?”我说。  

    “大出血哎,知道什么叫大出血吗?”护士扔给我一句话就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老杨会死,在莫名其妙的一九九六年,我们做了十六年的朋友。这十六年他始终朝气蓬勃,唠里唠叨,绝无可能死掉,他最惨的一次是和我抢乒乓球拍,被我用双喜牌球拍侧着打中天灵盖,满脸是血地去医院缝针,即便这样也挺住了。这次他竟然栽给了息肉,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常年喝牛奶的人,某一天拎起杯子喝下去的是石灰水,非常震惊,非常没有提防。我试图冲开护士搭起的篱笆,并哽咽着呼唤他的名字。其中一根篱笆回过头来将我叉了出去:别在这儿凑热闹!  

    实际上,那是一起意外,手术很成功,老杨的鼻腔在前一天被倒腾得干干净净的,但那天深夜他躺在病床上,闲得无聊(没有护士来搭理他),觉得鼻子很堵,就用手指伸进去挖了一下,挖到一个东西。他扯了一下,出来的是一团止血纱布,手术之后填在那里的,只是填得不那么紧,被他捏到了纱布一角。他觉得好奇,顺势又一拉,拉出了一根像红领巾一样的东西,完全像变魔术。他是学化工的,医学常识相当匮乏,想不通在自己小小的鼻腔里怎么会容纳如此巨大的东西。紧接着,血像拧开了的水龙头一样灌下来。  

    老杨按了按床头的警报器,没有护士过来。他坐起来发了一会儿呆,很快衣服和床单都染红了。旁边有个没睡着的大叔侧躺着看他流血,非常害怕地说:“我觉得,你还是出去喊救命吧。”这时他看见护士走进来,然后哐当一声巨响,她又狂奔出去,黑暗中无数人按住他,鼻血倒灌入喉,很像是要淹死他。他正在大出血。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老杨在动手术之前的一星期,刚被学校强行抽走了200CC的血。这200CC是额定任务,如果不抽走,是拿不到本科毕业证书的。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大清早喝了两壶盐开水,然后去抽血,抽完回来又喝了两壶糖开水,看看自己精瘦苍白的身体,这副身板去献血有点对不住病人。其实他不懂,瘦子的血更健康,胖子有血栓,而且不太容易找到静脉。  

    献过了血按说是不能动手术的,但他把这一节隐瞒了,因为必须在毕业之前把手术做掉,大学生住医院是有医保福利的,毕业之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必须自费了。等到老杨在医院里急救,持有献血证的他,迅速地又把这200CC给挣了回来,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胜利。  

    我回到楼上,病房里已经没人了,床单也换了。我跑出去揪住一个护士问,十三床怎么了。护士说,你放手,你捏我干吗,十三床不就是大出血的大学生吗,他好像救回来了,拉出去拍CT了。我说谢天谢地,你们换了床单我还以为他嗝屁了呢。护士说,满床单的血,能不换吗?  

    我心情又好了起来,带着欢喜与无聊在医院里胡逛,我本来可以去逛个街什么的,但那天肚子还是不舒服,上海是个很难找到厕所的地方,不如就待在医院算了。我对着每一个护士傻看,她们的背影通常都不错,如果正面看到脸,有时会失望,有时会惊喜,像赌博一样。这时我听到有人在背后喊:“路小路,你在这儿鬼窜什么?”我悚然回头,看到了我的堂妹路小娟。  

    遥想当年,我经常去化工学院看老杨,两个人挤在学校又窄又硬的床铺上,只能错开了睡,彼此都把脚插在对方的脑袋边。下铺的兄弟吓坏了,说你们这两个傻缺睡69吗,后来一看是96,也就释然了。我这么说睡觉的事,没别的意思,只是说我和老杨很熟。  

    有一次我们结伙去医学院晃悠。我的堂妹路小娟在这里念大学,两处不远,都在徐家汇一带。进了医学院,哧溜一下钻上女生宿舍楼,杨迟还在嘀咕:这大上午的应该都在上课吧。我说凭我的经验,我妹这会儿肯定在睡觉。上去一敲门,果然没有辜负我,路小娟睡得迷迷瞪瞪的,头发蓬乱,穿一件泰迪熊的睡衣揉着眼睛开门。我听见身边的老杨心脏深处发出了“叮”的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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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堂妹是上海人,比我小半岁,念的是药剂专业。小时候,她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骄傲,因为长得美,而且有望考取大学。须知我们家从四九年以后就没有出过大学生,我爸爸这么高档也就是个中专学历,家里劳改犯倒是不少,净他妈吃皇粮了。由于家族系统里宠着,路小娟不免骄纵,脾气大,爱翻脸,对我倒还客气,因为我也爱翻脸。念中学时她来戴城玩,看见楼上的杨迟哥哥,还很谦虚地讨论过数学,后来发现杨迟是个唠唠叨叨的少年,想法古怪,不似正常人,她就不爱搭理了。一别数年,大家都长大了。路小娟带着我们去了医学院的食堂,吃了点东西。我和杨迟忘乎所以,讲了几个黄色笑话作为回报,关于小跳蚤漫游女性世界、花木兰遇到老军医之类的。她没笑,吃完之后不动声色地带着我们走进一幢楼,沿着走廊,起初还很明亮,后来发现只有日光灯了,两边都是泡在玻璃坛子里的人体器官,还有怪胎标本。我和老杨对器官还算扛得住,看见怪胎就想吐了,再往前走,日光灯都没了,黑漆漆阴惨惨的,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用黑色被单蒙着四具人体。老杨说:“这什么地方?”路小娟说:“停尸房。”杨迟说:“好吓人。”路小娟说:“这又没什么,我都在停尸房复习功课的,清静。”我和杨迟面面相觑,心脏里面只有鼓声而没有叮叮声了。再细看,有一只苍老的手伸在被单外面,杨迟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刚说完,那被单忽然动了起来,嗖地蹿出一只大黑猫。我大喊一声撒腿就跑,老杨也想跑,可是膝关节都僵住了,转脸看路小娟,她伸长舌头对着他翻了个白眼。  老杨后半辈子一直记得曾经带着他去看尸体的姑娘,倒也别有情趣。可是这件事并不吉利,回校以后他挂科三门,我回厂推错了一个电闸,差点把我师傅给电死,都是她给闹的。后面两年我们再也没敢去找她。  

    此时我见到路小娟身穿白大褂,双手抄在兜里,站在医院走廊里招呼我。人的手是怎么放的,这很有讲究,比如医生抄衣兜,警察抄裤兜,农民抄袖口,社会青年是四根手指插牛仔裤的裤兜里,大拇指指着生殖器,这都是有规定的。我问:“小娟,你现在已经是医生了?实习的吧?”  

    “我三年制的大专,毕业好久了。”路小娟不满地说,“你对我太不关心了,我还知道你辞职了呢。工厂干吗不做了?”  

    “把车间主任给揍了,混不下去了。”我说。  

    “哼,我也想把药剂科主任揍一顿,可惜不敢。”  

    看到她出现我有点高兴,我说我无聊死了,带我四处玩玩吧。路小娟不耐烦地说:“玩什么啊,我还要上班呢。”我说:“上班你还出来闲逛?”路小娟说:“我他妈的去上厕所,好不好?就看见你这傻瓜像苍蝇一样乱飞。”我心想,上厕所你丫还把手抄在衣兜里。  

    她进了女厕所,我等了很久才看见她双手抄在衣兜里走了出来,仿佛她的手从来就没有掏出来过。我说:“小娟,穿白大褂上厕所很不方便吧?”路小娟前面二十年已经领教过我的嘴皮子了,头也没抬地说:“滚你的蛋。”  

    后来她问,来这儿干吗。我忙不迭地将杨迟的事情告诉了她,老杨在你们医院动手术不料大出血差点死掉。路小娟茫然地问:“老杨是谁?”我说:“就是杨迟,你别装了,你记得他。”路小娟说:“就是那个在停尸房吓尿裤子的家伙。”我说:“他没尿裤子,你记错了,你到底带过多少男人去停尸房把他们吓尿?”路小娟说:“放屁,走开!”  

    我跟着路小娟来到门诊部。路小娟去药房,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她配药。玻璃上挖了一个小拱门,她将各色药品送出来,病人将药领走。这还是上海先进,当时的戴城,医院里的配药室是在木板上挖一个拱门,你根本别想看见里面坐着的是医生还是炊事员。  

    过了一会儿,路小娟和一个病人吵了起来,隔着透明的玻璃,她霍地站了起来,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而那个和她对骂的大妈都快爬到玻璃上去了,她捶打着玻璃,声称要让我妹下岗。路小娟听到“下岗”这种威胁也把脸贴在了玻璃上,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成是动物园里的猩猩,非常好玩。再后来路小娟被同事劝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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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4-04-15


    “如果想让她下岗,就去找院长,别在这儿嚷了。”一个老医生冷冷地对大妈说。  

    时代不同了,我悲哀地想,连药剂师都可以下岗,当然,以药剂师那种倨傲的态度来说,我也挺想让他们统统下岗的。  中午我去病房,杨迟还没回来,我只能回到大厅找路小娟吃饭。她换了衣服要走,说:“今天心情不好,下午我请假回家睡觉。你自己玩吧。”  

    “借我点钱。”我说。  

    她没二话,掏出钱包给了我两百,想了想,又加了一百,说:“给杨迟买点营养品,我就不拎什么东西去看他了。”  “你走了我就没劲了。”  

    “自己去街上玩吧,别跟着我了。上海现在面貌一新,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样。”  

    “什么大便小便的没听明白,我全国各地都玩够了,到处都在变样。” 

    路小娟愤愤地说:“别惹我啊,我心情不好。你该多读点书,别一天到晚像个巴子似的自以为全都见识过。你写的那些诗我看过,狗屁不通的——别再跟着我了!”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普希金铜像那儿,有个小男孩对着铜像撒尿,路小娟走过去给了他一脚,小孩是外地的,一边逃,一边骂,一边尿。我不禁摇头,你这样子还像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吗,你简直是人类公敌。  

    路小娟说:“破坏市容,普希金是我很喜欢的诗人。”  

    其实我也喜欢普希金,九五年以前,我在工厂里上班,一心就想讨厂医姐姐的欢心。她有着很文艺的一面,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都这样,爱诗歌,爱民谣,还爱古典音乐。照这个逻辑,我妹妹也是个很老派的人。反正我跟着厂医姐姐读了一些外国诗,甚至还能写几句歪的,获得了一点可疑的赞赏。我看着路小娟,心想:她们都是医生,都爱普希金,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的厂医姐姐绝不会去踹一个撒尿的男孩——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撒尿的男孩。  

    路小娟说:“你太软蛋了,那小孩骂我,你都不去追他。你要是再跟着我,就把那三百块还给我。”  

    我独自吃完饭,又走回医院,找了个长条形的座椅躺了下来。中午医院里比较冷清,趁此机会我回忆了一下往事。  

    我八岁那年认识了老杨,我们住在农药新村一幢暗无天日的楼里,他二楼,我一楼,我们的爸爸都是农药厂的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这两个爸爸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譬如他爸爸很热爱文学,家里三言二拍、西厢红楼俱全,阁楼还有一套《金瓶梅》,而我爸爸是个物质上的享乐主义者,家里看不见什么带字的东西,吃的倒是不少。这两个爸爸互相之间既友好又有点不服气,到了我们这一辈,既然相见恨晚,很多东西就可以分享了。我去他家里看书,他来我家蹭吃的,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互补,据我所知,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不是做书呆子就是做吃货,或者两者兼具,想改变命运不是那么容易的。  

    略过我们漫长而无聊的青春期不谈,九二年我从技校毕业进了糖精厂,算是子承父业,杨迟考上了上海的化工学院,亦复如是。这件事让我爸爸挺没面子,我妈倒是无所谓,我十八岁时身强力壮,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老杨苍白瘦弱,两条腿细得姑娘都掉眼泪。我妈觉得我这副身板是她自豪的源泉,儿子长得壮,老妈心不慌。果然,到了九五年,我仅剩一口气从糖精厂辞职出来,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熬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救的犹太人,身体不好的早就死了。养了一个月我又恢复了原先的活蹦乱跳,而老杨呢,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个小小的息肉就把他击倒了。  

    在少年时代,他是我们全楼的骄傲,唯一的重点高中生,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我们那栋楼里除他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在念技校职校,毕业以后进厂做工人,就他是个异数,学习成绩太好了,老师也喜欢,想堕落都难。一九八四年夏天,班上坏孩子欺负他,把他衣服扒了,肚子上画了个王八,他跳起来要拼命。那种不堪矬逼羞辱的尊严,至今传为美谈。到了一九九三年,我去化工学院找他玩,他正在和人打牌,也是夏天,光着膀子,肚子上画了六个王八还在乐。这时我意识到他已经成长为另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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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4-04-15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老杨谈了一个女朋友,化工学院英语专业的学姐,绍兴人,长得虽然不是很好看,但十分懂事,也风趣。我们在一起吃饭,老杨让我猜谜语:大姑娘做引体向上,打一个人名。答案是毕昇。那姑娘无师自通地说:“大姑娘穿贞操带。”答案是毕加索。这种低级笑话很少有女孩子能接得上的。夏天我又去化工学院,听说她已经大姑娘上班——毕业了。十分可惜。老杨形单影只,光膀子穿着她送给他的纪念品,一件真丝睡袍,坐在寝室门口唱越剧。下铺的兄弟告诉我,那绍兴师姐真是悍勇,临走前跟老杨在寝室里搞了两天一夜,全寝室的人都只能睡到别处去,然后她就提着行李走了,老杨扶着墙出来,双腿发软,喃喃说:“她是我大姑娘的孩子——毕生的爱。”我想起这姑娘也觉得遗憾,假如她还在,怎么可能让老杨独自待在病房里,又怎么可能让他抽出那块要命的止血纱布呢?  
    长条椅子睡着不舒服,太窄。这些年在工厂我唯一学会的事情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都能毫无怨尤地睡下去。我甚至能用电工皮带把自己绑在条凳上睡,有时醒过来忘记了,连人带条凳一起站了起来。随着工厂生活逐渐消散在我的生活中,我变得娇气了,挑剔了,对生活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了。  

    午睡醒来后,我向住院部走去。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三点整时门卫打开门,人们一拥而入。我快步进去,这次总算看见了老杨,他躺在六病区十三号病床上,双目紧闭,手上插着管子,还有个嘀嘀叫的仪器放在一边。他比从前更苍白了,我于心不忍,凑上去多此一举地给他掖了掖被子。其实他的被子很完美,不需要掖,我做出这种动作纯粹是跟着电视剧学的。这时听见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三个字:“谢谢你。”  

    我说:“别客气,是我,不是护士。”  
    他睁开眼,看了我好久,说了两个字:“鸡巴。”  

    我很欣慰,他还能骂人就说明又活过来了。我一时兴起,出去打了一盆热水,把掖好的被子掀了,自作主张将老杨的病号服扒开,裤子褪到膝盖,正面仅剩一条三角裤,给他擦身体,前前后后一丝不苟,浑如当年在工厂里擦我的自行车。周围的病友们全都看呆了,一致称赞我够义气,后来护士进来了,我打算把他三角裤也扒了,发现老杨那只没插管子的手紧紧地拽住了裤腰。  

    “冷。”他说。 

    事毕,他睡了过去,我帮他弄好衣服,再次掖好被子,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旁边有个病友说:“你刚才把他扣子扣错了。”我是个有强迫症的人,受不了这种不完美,又把被子掀开,发现真的扣错了,只能重来一次。杨迟醒了,这次他已经没有字可说了。当我第三次掖好被子时,那帮病友都很恐惧地看着我。我也累趴了,扔下老杨,独自出去找晚饭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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