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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中国人》 文\杨猛
发布时间:2014-03-25 15:29:36 来源:[转载] 作者: 浏览次数:4142 【字体大小】:

简介: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它道出了大国盛世背后的欢笑与悲歌。 它讲述了大地震后一对小同学的故事,一个成为了国家英雄,另一个失去胳膊为明天的生计发愁;它讲述了一群被人遗忘的弃婴的生活,婴儿被亲生父母抛弃,在收留者那里成为得到社会资本的筹码,并最终死于一场大火;它讲述了到西欧的8万青田人建立的商业王国;它讲述了广西上林乡淘金者在非洲遭驱逐的故事;它讲述了互联网如何启发了苏北一个村庄的民主冲动…… 作者希望借助笔下的人和故事,可以带来一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时候,如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感,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并行不悖(1)

    老姆登村1100人,正式受洗过的村民有340人,礼拜长由340名村民选举产生,每三年选一次。村长老则在村民选举的5个礼拜长中推举产生,任期都是三年。


  教堂的事务人员,负责日常教堂管理、组织礼拜、还要调解村民间的矛盾纠纷。村民最普遍的纠纷是林地界限不清,首先想到的调解人往往不是村委会,而是教堂礼拜长。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村民来说,道德的约束比法律的作用大,教堂比村委会作用大。


  2011年8月是教堂管理人员换届的日子。选举实行一人一票。标准是为人的道德水平和修养,能否带领教堂发展,还有对于圣经的娴熟理解。礼拜长和村长老都是义务工作。“这是上帝的事情,不开工资也要做。”李继才说。


  老姆登教堂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福贡地区圣诞节教徒聚会的组织方,兰宝很自豪。前几天,乡长找到兰宝,知道他懂音乐,让他创作几首歌颂党领导下的大好形势的赞美歌,兰宝婉拒,他告诉乡长,“信徒只信仰上帝。”


  教堂的水电维修杂费,则依靠村民的奉献。老姆度村每年都有三四万元的奉献,其中30%要上交乡两会。


  教堂门口有个奉献口,背后有两把锁。两把钥匙,分别在礼拜长和执事手中,两人必须同时在场才能开锁。这种具有乡村特色的制度设计,避免了贪污的可能。


  在老姆登有两套管理机制在运转,一套是村委会,一套是教会。“我更相信教会。”住在教堂对面的村民五肖说。38岁的五肖1999年曾当选过礼拜长,但是他说自己和其他人观点不同,一年后选择了退出。村里有人抱怨说,五肖其实是受不了教堂的事物占用了他经商的时间。


  五肖人很能干,经商很快致富。被村里人称为五老板。他搞过承包队,建过石棉瓦工厂,拥有的房产甚至超过教堂的产业。他承包了教堂旁边的鱼塘,养了鲢鱼和鲤鱼。经常邀请县城的朋友到家里来垂钓烧烤。“很多人羡慕我神仙般的生活。”


  “很多村民说我自私,我知道。”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信教就不能做坏事,不能喝酒,但是做生意却避免不了酒局,也避免不了尔虞我诈,现在社会都为了金钱,人很迷茫,“迟早有一天,我要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


  虽然离开了教堂的管理职务,但是五肖一直关注着村里事物。以他的观察,教会的操作更透明,比如发动村民修路,都是自愿。周日礼拜间隙,兰宝对前来祈祷的村民说,基督进修班的学员需要学费,希望大家能够奉献。很快就有人往奉献口里投钱。


  而对村委会五肖却略有微词。前不久乡里为村里修建公路,允诺给沿路的村民安装塑化窗户,却被村干部据为己有。五肖的结论是“村委会有利益。他们让村民做事情都是强制的,不行就罚款。而教会的事情,大家自愿的更多。”


  村委会也有选举,公开唱票。但是五肖认为,在农村,谁的家族势力大,仍然影响着选举结果。“应该让他们演讲,就像美国总统选举一样竞选。”

村长老兰宝(1) 

     村长老兰宝出生于基督家庭。父亲1918年生人,13岁开始信教。到了大跃进,没有礼拜天,休息日没有了。信教的被批斗,圣经被收缴,教堂财产没收了。父亲被送到碧江劳改了9个月,还有些人在监狱中关了20年。


  兰宝说,1958年大锅饭,全村饿肚子。很多人翻越高黎贡山逃到了缅甸,“江对岸一带基本跑光了。后来把六库封了,不让江东的再跑掉。”


  1962年到1965年,是村民眼中“最好过的三年”。“边疆特殊论”的出台,允许地处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搞“单干户”。自己家的地自己种,每家都有余粮。并且“信仰自由,但是不盖教堂,是家庭聚会”。1966年文革一来又行不通了。即便在文革时期,村里也有人偷偷保留圣经,在家里祈祷。兰宝保存着一本1949年前上海印刷的傈僳文圣经。一直到1977年改革开放,基督教在怒江恢复发展,并在20世纪末一度出现基督教的发展热潮。


  怒江州宗教局统计,到1999年怒江州基督教信徒达86412人,主要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为主,占全州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总人口的30%。


  这是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发布《宗教蓝皮书》,根据2008年至2009年间调查显示,中国现有基督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尚算保守。


  在北京,我向国家宗教局一位退休官员当面请教:“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教徒越来越多?”“我来告诉你部分答案,”这位退休官员说,“从前,人们的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和单位负责。现在,买房、上学、看病,都是自己的事情。人们要寻找新的寄托。”


  兰宝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没学过音乐,却无师自通会拉手风琴。本来他是更高一级的乡长老。3年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到辖区的教堂探访,过溜索到对岸的上棉谷和下棉谷村,来回要走三天,深受爱戴。


  兰宝有9个孩子,是村里有名的超生专业户。连他自己也奇怪,老婆生产从来不费劲。而且都是在自己家里就生了,从不劳烦医生接生。最离奇的一次,老婆去地里劳动,背篓里还背着老三,在路上就把老六生了。


  1994年第9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惊动了乡里的领导,来了7个乡干部,商量要对兰宝做出处罚。兰宝的家就在村委会旁边,老婆肚子大的时候照样进出哪儿也没躲,居然没有人发现。他自嘲“这是神的安排”。


  最终乡里决定撤掉了兰宝的乡长老职务,罚了1万元。采用分期付款,这笔钱至今还没有交完。


  又一个周三的晚上,兰宝独自来到教堂,为不能前来祈祷和有病无法来到教堂的村民代祷,洪亮的声音在教堂回荡。他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这是我们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关系。人都是需要寄托的,都要找到自己的主。”

基督村(1)  

  福贡县匹河乡的老姆登村,白族语意为“金竹”,位于4000米的碧罗雪山的半山腰。全村1100人,差不多都为怒族,70%以上笃信基督。34岁的郁伍林长相英俊,人很谦和。“我们和别的村子最大的区别,就是脸上常带着微笑,”他说,“这要感谢神。”


  郁伍林开着嘉陵农用摩托车载着我盘山而上,浑浊的怒江渐渐在视野中化为一条细线。他的家庭成员包括:患忧郁症的70岁的母亲,教名“玛利亚”;33岁的独龙族妻子;三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长子郁吉,8岁的次子郁乐,3岁的幼女郁欣;一条叫“海豹”的1岁狗,一只尾巴先天畸形的本地猫,2头猪,5只鸡,以及数目不详的家鼠。


  富有传统的怒家姓名,在郁伍林这一代就被简单的汉字取代了。他行五,叫伍林,最小的妹妹就叫七妹。


  郁伍林是典型的农家。家里有4亩旱地,2亩水田,6亩茶园,靠着开农家客栈接待天南海北的驴友,全家年收入能在3万元左右,在村里收入属中上水平。郁家隶属于一个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在村里很有影响力。


  郁家劳力只夫妻2人。这一天下地插秧,又来了5个人帮忙,包括他的舅妈、一个表姐、一个堂姐,一个表妹,一个表哥,7人分别来自6个家庭。没有机械化,完全人力牛耕,水稻要在6月中旬前插秧完毕,连续下雨,玉米地里的杂草长得很快,他认为除草剂会破坏土壤,坚持用人力拔干净。帮忙是义务的,郁伍林只负责管饭。中午2时结束上午的工作,大家坐在怒江边的桃树下吃完简单的午饭,又继续工作到天黑,日落而息。几天之后,郁伍林又去帮助舅妈家插秧。年轻人大多离开了村庄到东部的大城市打工。劳力匮乏的乡村,形成了这种互助的帮扶方式。


  1996年,怒江州在每个少数民族中选6人到上海的民族村表演,郁伍林是怒族代表,认识了作为独龙族代表的妻子。工作就是为游客表演改良了的民族歌舞,工资都是1300元。他们都不习惯上海的生活,觉得城里人不好相处。两人在上海呆了一年后回家结婚。在老姆度村历史上,两人是第一对异族通婚。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早上,郁伍林开着农用摩托车到匹河乡小学,看望寄宿的长子郁吉。郁吉读五年级,每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要步行两个小时山路。郁吉从教室懒洋洋走出来,他是一个安静友善的男孩,脸上永远挂着微笑。郁伍林掏出5元钱,说“今天儿童节,给你的过节钱。”


  老姆登村小学只有三年级,三年级读完,孩子们都要到乡里继续上学,二年级的郁乐明年也将重复哥哥的寄宿生活。


  郁乐看起来有点少年老成,经常流露出困惑和不解的神情,他个头和哥哥相近,力气很大,可以轻易把同学倒提起来。晚上的饭桌上,妻子拿出从福贡买来的猪头肉,配上简单的青菜,郁乐就吃得很满足。他问爸爸,“为什么今天的饭菜特别好吃?”郁伍林重复着同样的话,“今天是儿童节,给你改善生活。”


  7点半,钟声敲响,提醒村民该去教堂了。


  郁伍林和妻子在地里已经忙了一天。浑身沾满泥巴的郁伍林,到教堂出资建设的太阳能洗澡房,花一元钱洗了一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带着郁乐去教堂。


  教堂位于老姆度村的开阔中心,旁边就是悬崖,可以看到山下怒江奔流。教堂正上方,十字架刻着“神深爱世人”,出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个孩子哼唱着“耶稣为我们,来世界”,从教堂门前穿过。教堂内没有太多装饰,设施简单,白墙红窗,灯光昏黄,红色胶带黏贴成的十字架,贴在一张破损的布道台上。


  老姆登基督教堂1930年建成,最早在上村和下村有两个。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被拆毁。直到1979年,两处的教堂合并成一间重建。此后教堂又先后修建三次,先是草木房,继而石棉瓦房,1984年圣诞节前,修建了现在的砖木教堂,朝向由东西改为南北。这是整个福贡地区最大的一间基督教堂。300平方米,能容纳1000人。5万元建筑经费全部来自村民奉献。

基督村(2)

     这天晚上的布道员是李继才和阿米娜,村民习惯称他们的教名尤纳和玛塔。“感谢主,让我们平平安安又到了星期三的晚上。”阿米娜说。她看到我这个外人混杂其中,很谦虚地说,“我讲的也许不好,但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


  周三晚上的圣经课只有十几个村民参加,几乎见不到郁伍林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人劳作了一天也许睡下了。郁伍林在祈祷时也打起了瞌睡。郁乐双手合拳闭眼祈祷,问他想了些什么?他的眼里还是流露出困惑。

礼拜天(1)

      礼拜天。这一天要祈祷4次。从辛苦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大家把去教堂“唱歌”,当成一周一次的例行聚会。


  临近中午一点,村民陆续集中。他们多是一副休闲的装扮,穿着拖鞋,背着黑红条纹的民族背包,女人用绑带背着孩子,老年妇女喜欢戴着改良的“红军帽”,灰色或者蓝色——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穿越此地留下的印记。还有2个中年男子穿着警服。我发现很多村人喜欢穿这种仿造的老款警服,不知道是否为了给礼拜日增添一丝威严感?


  布道台前的闭路电视,放着制作成MTV的赞美诗,加入了新潮的电子音乐伴奏。老姆登村的村长老兰宝,打着拍子、很内行的对我说,“这是小三和弦。”


  小黑板上,用傈僳语写着今天赞美诗的指挥者和《圣经》讲解员的名字,讲解员由礼拜长或者精通《圣经》的村民担任,有资格担任的村民,至少初中毕业,或者在教会学校高中毕业。


  教堂一共26排。一排可以坐20个人。女人坐左边,男人坐右边。大家有说有笑,打着招呼。各家的狗也在长椅下穿梭。此刻,教堂俨然成了村里人的社交中心。


  1点钟,一个穿白色衬衣、领子发黑的消瘦男子,走上讲台。“102页”,白衬衣用短促的汉语说了两遍。教堂安静下来。


  第一首赞美诗,穿透了一片悉悉索索翻书的声音,就在这间空荡的房间骤然响起,毫无征兆击中了听者。男人的沙哑低声部,年轻女子高亢的的高声部,还有老年人含混不清的呓语,起初从各个角落蔓延、寻找、汇合,这些显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音质。我彷佛置身一个真空世界。


  纪录片《废城》中,我第一次被这天籁之音震撼:《哈利路亚》的混声大合唱,从这些没有受过正式音乐训练的怒族妇女口中唱出,冲破雨雾,在怒江上空激荡。《废城》导演赵大勇告诉我:“我把镜头长时间聚焦在她们的脸上,试图读懂歌声背后隐藏着什么?是苦难,还是虔诚?宗教对于她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1点10分,女人已经坐到了第10排,而男人只有5排。郁伍林在家睡觉。郁伍林的妻子抱着小女儿坐在后面,每次听到赞美诗,女儿就会睡着。


  “尤纳”李继才走上讲台。他脱掉了昨晚的红夹克,穿着一件蓝衬衣,怒族人特有的油亮卷曲的黑发梳得很整齐。他一只胳膊撑在桌子上,手托着腮,目光炯炯地看着台下的听众,气质不像农民倒像“百家讲坛”的教授。


  54岁的他对《圣经》的解释和现实结合得很好,“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谁会没有错误呢?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饿了也会咬痛妈妈的乳头。所以,谁能说自己纯洁如水呢。”说的是怒语,听众会心地点头。


  后来,李继才告诉我,除了在神学院的短暂学习经历,主要靠自学,他经常看书报杂志,留意身边的事情,希望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心灵鸡汤”。他习惯带着谦卑的笑容说,“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切都是神的眷顾。”


  又轮到了白衬衣指挥领唱,他的节奏感差一些,手势很生硬,好像拿着一把菜刀在空中乱劈。“122页”,他说。这时教堂后面传来小孩的哭声。


  白衬衣叫齐李。本来上午和晚上的指挥是约翰娜和玛塔,下午轮到“小牛爸”,60岁的“小牛爸”突然头疼,临时换成了齐李。他很兴奋,也有点紧张。人选都由村长老提前安排,村民轮流担任。李继才说,这样大家可以共同提高。


  一个年轻女村民的歌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歌声是整个教堂里最响亮的。她梳着马尾,穿着一件蓝色的套头衫,怀里还抱着一个顶多两岁的已经熟睡的孩子。女子撸起袖管的结实右臂上,刺着两个模糊的汉字。她的嗓音非常像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清澈,富有穿透力,而且毫无保留,高音要唱到脖子青筋凸起。一遍一遍,怀里的孩子随着节奏在摇晃。


  礼拜结束,“才旦卓玛”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我回到客栈,重看视频回放,惊讶于这个女子的漂亮嗓音,决定找到她。村里人告诉我,她叫杨花妹,和郁伍林的妻子同一年从外村嫁过来,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礼拜天(2)

    杨花妹人很腼腆,和唱歌时的挥洒自如反差强烈。她正在玉米地里拔草,被这堆干不完的农活弄得心烦意乱。右臂上刺的是她的汉语名字“小花”。他的丈夫在一旁无所事事,却笑着说,她并不真的懂那些歌曲的意义,只是瞎唱,杨花妹也不着急反驳,只是不好意思地说,1000多首赞美歌,她会唱800多首。“我喜欢唱。歌唱的时候,一切烦恼都消失了。”


  她的家庭一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时间都要消耗在无休止的农活中,丈夫想当拖拉机驾驶,考了证但是没钱买车,又想学家电维修,也是没有本钱。“唱歌”成了杨花妹单调的乡村生活中的一种调剂,教义倒不是关心的首要。杨花妹小的时候,父母就这样唱,她从没有想到这是什么宗教。对于一些村民来说,“唱歌”成了生活里的一部分。

朋友和酒(1)

     在郁伍林的农用摩托车上,我认识了搭车的李成保,28岁的李成保10年前第一次离家,和6个同乡一起到深圳打工,在一家台湾老板的工厂做衣服,说好一个月给1600元工资,最后只给了800元。干了不到半年,就回家了。“现在的人很会骗,说得跟真的一样。人要讲良心。”他说。


  对于外面世界的失望,让李成保这样的年轻人重返山村,娶妻生子。虽然现在一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但是看起来他一点不着急。“有信仰,就有一切。”李成保说。


  他说过去自己是个二流子,喝了酒经常和人打架。“我打伤人两次,一次把人胳膊打坏了,赔了500元,一次把人内脏打出问题了,赔了800元。幸亏我进了教堂不再喝酒也不再打架了。否则按现在的行情,就赔不起了。”


  告别的时候,李成保充满期待地说,“晚上唱歌的时候,希望能在教堂见到你。”


  晚上,我冲破了一群山村恶狗的围攻,赶到了教堂,而李成保却一直没有出现。


  没事的时候,郁伍林很喜欢到一公里之外的知子罗村去玩。因为知子罗有酒、有朋友。


  知子罗,怒语意为“有漆树的地方”。原为碧江县城,曾是怒江州政府所在地。因为潜在的泥石流灾害,经过国务院批准,1986年撤掉碧江县,人口并入福贡、泸水。


  传说中的地质灾害并没有发生。当地村民倾向认为,这是个借口,因为碧江过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随着瓦碧公路的修通,海拔2000米的知子罗不可避免被边缘化。


  一个例证是,知子罗村的村民后来被允许搬到废弃的碧江县城,而且是统一分配住房。到现在,地震灾害并没有发生,已经住了800多人。


  碧江搬迁的时候,县城里还保留的大量文革时期的印记都没有来得及清除。时间就像停滞在那一年,语录墙、标语,钉大字报的大头针密密麻麻留在墙上。县商业局、县公安局、县委办公楼,都被农民“占领”了。800村民散居在过去州府所在地的偌大县城,就像水面上掀起的小涟漪,几乎看不到人,所以外界称知子罗为“废城”,纪录片《废城》即因此而名。


  郁伍林的几个表姐和亲戚就搬到了这里。老姆登的人喜欢到知子罗来,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充斥着一丝放纵的末世气息。老姆登比知子罗规矩多。怒族人喜欢喝酒,而800人的知子罗村,酿酒作坊至少有10家。


  即便在废城,也有一个基督教堂,规模比老姆登简陋,信徒也不如老姆登多。周日下午5点,村民们做完礼拜出来,废城才有了点生气。


  村长老苏向荣是一个瘦小的壮年男子,一头浓密的卷发,普通话很好,他说,外界感觉知子罗很阴森,时光好像停留在文革时期,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让人们聚集在教堂周围?这是信仰的力量。”说完匆忙去帮邻居们垒猪圈去了。


  人群从教堂消失后,知子罗的街道又陷入了安静。一个汽车修理部门前坐着四个人,东张西望无所事事的样子。其中一个身旁放着一个小瓷缸,装着淡黄色的苞谷酒,他已经喝醉了,热情地招呼,“来喝一杯。今天是礼拜天。”


  人们总是能找到各种理由喝酒。知子罗一中旁的小卖部,50度的苞谷酒卖2。2元一杯。这里是乡村酒吧兼社交中心。一个歪戴帽子的怒族青年喝大了,说领到了500元的工资很高兴要喝点。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名字,只说叫自己“朋友”就可以了。“朋友”穿着一件运动衣,问他喜欢什么运动?他两眼迷离地说“喝酒”。


  郁伍林的表姐亚文经营着一个苞谷酒作坊。大灶台的墙壁都熏黑了,污水肆流,随便一伸手就能捉到飞舞的苍蝇。这是当年碧江驻军的伙房。玉米粒用水泡一夜,然后盖上塑料布捂到沤烂酸臭,发酵20天左右,再用蒸馏法制成酒。成群的苍蝇就是被玉米的馊味吸引而来。亚文酿的苞谷酒很畅销。卖到六库和福贡要5元一斤。

朋友和酒(2)

   亚文35岁,最好的朋友是37岁的碧波。今天两人的丈夫都不在,所以两人决定喝一杯。她们不是基督徒,没有清规戒律约束。她为自己解脱说,“我们只要爱生活,就是有信仰的人。”


  买彩票是另一项普及性很高的地方运动。老姆登一个叫浦云海的怒族村民,自己动手画了十几张超过一人高的彩票趋势走势图,贴在家里墙上。他很不服气地说“运气不好,去昆明做工3个月天天买彩票,中途一个星期回家没买就错过了大奖。”他花了1万多买彩票,从没有中过。碧波也喜欢买彩票。她买了“138”,结果开出来是“038”,不然就能中500万元。她开玩笑说,等中了500万,就给亚文买一套房子,然后给自己换一个听话的丈夫。


  怒族人管喝酒叫“咻”。碧波可以“咻”一斤白酒,亚文可以“咻”两斤白酒。我忘记自己“咻”了多少了。这个下午沉浸在酒精中。我快醉了,说“再喝要出人命。”亚文说,“如果喝酒能死人,我们都死过好几回了。”


  郁伍林说话也含糊了,他伸出手掌,正面反面各伸了一下,诡异地笑了,“我们都是这样和那样的人。”


  我为郁伍林充满寓意的话感到惊讶。我们都是“两面”的人。在物质化的时代,寻找着精神的价值,求之不得时,我们也享受短暂的快乐,并不以为罪过。只是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郁伍林这样的生活呢?


  他的生活节奏,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距离感,似乎并不急于投身山外。郁伍林家里有一台破旧的小彩电,那是获取信息的唯一工具,但是几乎不看。下地一天吃完饭早早睡觉。孩子基本处于放养状态。饿了自己找东西吃。一头无人看管的驴就能让孩子兴奋半天,如果能买1元一包的方便面生吃,就会更高兴,没有更多的物质诱惑,他们很容易满足。郁伍林告诉我,他对孩子要求不高,初中毕业就可以了。原因是“读不完九年义务制会被罚款。”


  一天晚上,我和郁伍林坐在竹楼的露台上,喝着茶水聊天。群山融入了墨色中,对面山上的棉谷村,亮起了点点灯光。龙塘边的老姆登教堂剩下一个模糊的剪影。怒江涛声激荡奔流不息。


  在夜色中我看不清郁伍林的表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分满足地说,“也许,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却有好空气。”


  此情此景让人动容。我同意郁伍林的话,如果没有跳蚤的话,这里就更完美了。


四声部(1)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教授魏德东认为,农民生活单调,在乡村里开设基督教堂,不仅可以为他们寻找一个聚会的场所和机会,而且还能弥补他们心灵上的空虚。


  或许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傈僳族、怒族天性乐观,是随性不爱计划的民族,喜欢喝酒,即便在刀耕火种生产力低下的年代,打下的粮食不少都酿酒喝了。针对这些习惯,最初基督教在怒江传播时,反对喝酒抽烟,教导人们注意卫生。怒族人喜欢杀牲祭鬼,每年都要杀掉大量的牲畜,对于需要牲畜劳作的农家是很大的负担。基督教反对杀牲祭鬼,可以帮助村民提高生产力。


  基督教的教义,以一种本土化的传播方式和现实意义,逐渐俘获了怒江人心。


  86岁的拉吉过去是老姆登村的祭师“于古苏”。怒族称鬼神精灵为“于”,相信万物有灵。傈僳族、怒族、独龙族都有不同的图腾,各自为政。基督教来了之后,“不能信两个神了”,怒江的各民族第一次有了统一的信仰。“于古苏”拉吉失业了,后来只能跟着马帮到缅甸做生意。


  现在,老姆登最高的“精神长老”是60岁的兰宝,他教名“伊利亚”,在现场客串手风琴伴奏,他有怒族人特有的黝黑肤色,眼神浑浊,说话深思熟虑,很有威信。


  兰宝听老人讲,只有怒江才有这种口耳相传的四声部赞美诗唱法。他拿出一本傈僳文赞美诗,上面标注了男声高低音和女声高低音共四个声部。“这是阿依达和妻子阿子达来到怒江传教的时候,结合傈僳族和怒族的对歌曲调,专门创造的歌唱法。”


  阿依达是“尊敬的牧师”的意思,阿子达,则是“尊敬的大姐”。这两个美国牧师的名字,至今在老姆度人中流传。


  拉吉老汉声称曾见过阿依达。在昏暗的千脚楼里,坐在火塘前的拉吉抽着旱烟说,“他个子很大,眼球是灰色的,人很善良。”阿依达在上世纪20年代深入怒江,和妻子住在对岸的架科底村传播基督,村民对他的妻子阿子达印象更好,记忆中这是一个开朗的白人,会弹琴纺织,还为村民免费治病接生。


  当年拉吉还是小青年,要去英国军队控制的缅甸做生意,阿依达亲手交给他一个路条,在缅甸畅行无阻。拉吉说,到了缅甸英军控制区,看见自己是阿依达引荐来的,“那些人拍手欢迎我们,让我们上飞机参观。”


  拉吉的妻子亚加80多岁,说自己小的时候,阿子达还抱过她。1944年前后,阿依达从缅甸回来,全村人翻越茶马古道到兰坪迎接他。不到12岁的亚加也加入其中。村民只是为了告诉阿依达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妻子阿子达因为伤口感染早些时候去世,就埋在村里。阿依达后来又娶了另一个加拿大传教士作妻子。二战爆发的时候,两人取道缅甸回国,再也没有回来。


  村民口中的阿依达和阿子达,就是历史上对基督教在云南扎根起到了重要影响的美国牧师杨思慧夫妇。


  基督教最早传入怒江是1913年。英国传教士麦元西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曾派遣一位缅籍克伦族青年教士巴托前来怒江地区传教,虽然他当时在这片区域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由此拉开了怒江州基督教史的序曲。


  20世纪20年代,大批外国传教士从缅甸进入西南,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御,原因主要是语言隔阂。1920年,内地会英国牧师傅能仁来到傈僳族地区之后,并没有急于传教,而是先学习了半年傈僳语,培养了傈僳族传教士。傈僳族在怒江属于强势民族,傈僳语也在部分怒族和独龙族通用,用傈僳语传教淡化了当地人的排斥心理。


  傅能仁还用拉丁字母拼音创造了傈僳文字。这些注音文字,以音对字,笔画简单,适应了当地民众的认知方式,一般学习二三个月就能读能写。


  杨思慧夫妇则继承了傅能仁的衣钵,最终用傈僳文翻译完成了《圣经》,现在,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在教堂诵经、唱诗一直使用傈僳语言文字,即便是怒族的老年人,也能读懂傈僳文《圣经》,就是拜传教普及所赐。

四声部(2) 

   杨思慧夫妇显然具有高超的音乐素养,他们发现,当地土著民族的对偶句式与《旧约全书》中“箴言录”和“大卫诗”句式相似,于是修改整理了赞美诗歌集,形成了具有怒江特色的四声部赞美诗,传唱至今。


  每年圣诞节,老姆度教堂成为周边各乡数千名教徒集中的地方。祈祷、唱赞美诗、吃饭、聊天,活动持续三天三夜,不知疲倦,犹如一个盛大的Party。


  阿依达属于第一批进入怒江的牧师,经过30年的传播,到20世纪50年代,云南、贵州、四川的基督教徒约有30万,占当时中国基督教信徒总人数的30%。

赞美诗(1)

   5月是怒江的雨季。持续一天的降雨导致前方山体发生了小规模滑坡,福贡通往六库的巴士,开出客运站不过1公里开外,就被堵在公路上。


  车上只我一个乘客。我身心疲倦,希望在天黑前赶到六库投宿。时值傍晚,穿透雨雾传来一阵庄严的歌声,一下一下敲击着耳膜。向车窗外寻觅,恍惚看见,公路对面一处陈旧民居的阳台上,似乎是一家几口人围坐在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前,颔首合拳,一起唱一首好听的赞美诗。


  我被这歌声吸引。是谁在怒江深处娴熟地赞美上帝?


  我下车循声而去。歌声就在不远处的前方时隐时现,而我却迷失于兴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杂乱街巷中。始终没有找到歌者是何人。


  地质第四纪的强烈地壳活动,造就了316公里的怒江峡谷。西边是高黎贡山,东边是碧罗雪山。福贡位于峡谷的中心,古名上帕,是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的聚居地。这块封闭的天险之地,具有近乎与世隔绝的部族血脉,然而作为异域文明的基督教,为何能长驱直入,扎根传承至今?


  中巴滞停了1个小时之后重新启动,夜色初上时分终于抵达六库。六库是怒江州政府的所在地。休整一夜,次日清晨,我独自走到六库郊区一座小山,这是六库的制高点,山头矗立着一座基督教堂。小山不高,在山顶俯瞰整个县城:灰蒙蒙的天空、浑浊的江水、忙碌的人民。曾几何时,这座教堂是六库的中心,人们环山而居,围绕在基督周围。1973年,州政府从知子罗迁来六库,随后大兴建设,革命的痕迹至今随处可见:穿城而过的怒江上,“朝阳桥”和“向阳桥”光看名字就知道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刻在桥体上的毛泽东语录鲜红依旧。随着城市数次开发扩容,六库成为一个革命印记和经济欲望混杂的新兴小城,教堂也逐渐退到了城市的边缘。


  能留下来的,自有其缘由。首当其冲是政治和宗教。其中,政治以其暴雨式的强力扫荡,调整着秩序;而宗教以其抚慰人心的召唤,让人顶礼膜拜。但是两者都不及财富的魔力让中国人死心塌地去追寻。


  教堂二楼探出一个脑袋。一名肤色黝黑的怒族男子,盛情邀请我,“礼拜天,去教堂听唱歌吧。”


  怒族男子叫郁伍林,生长在老姆登村的一个基督家庭。大姐在六库的教堂做老师,妈妈从前也是。舅舅是礼拜长。“我外公临死的时候,还在唱赞美歌。”


  “唱歌”,是当地人对唱赞美诗的俗称。每周三周六晚上,周日白天,上帝的仆人们,都要来到教堂歌颂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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